一、进口大片“入侵”的政治学焦虑

在今年九月的中国电影市场上，又上演了一出进口大片与国产“大片”的直接过手的好戏，诺兰的《盗梦空间》（直译《奠基》）与张艺谋《山楂树之恋》的直接PK，当然结果是不出意外的，又是呈现出绝对一边倒的评价态势。于是，自然又会很多人展开了联想之旅，在感叹为什么我们中国人拍不出自己的《盗梦空间》？而这种感叹，其实已经变成了通用式了，因为这样的句式我们之前见过太多了，只要把电影换成《阿凡达》、《骇客帝国》、《指环王》等都适用。更有甚者视之为洪水猛兽，上升政治学层面，认为这是一种文化“入侵”，有时居然还发生抵制的荒唐行为（如2007年动画片《功夫熊猫》引发的抵制风波）。其实，这样的感叹与批判，其实是没有太多的作用，否则的话，就不用每年都这么像祥林嫂般地重复了。在大片所向披靡之时，如果真的要走出这种进口大片的集体焦虑症，就必须进行深刻的反思与探讨，而不要如以上那种止于肤浅的感叹与焦虑，更不能用狭隘民族主义的色彩的抵制，因为这不是“入侵”与渗透，而是文化的人心所向。所以相反，我们却需要深彻的自省与自知之明。

在这两年里，有三部电影的进口，在我国的电影市场，引发海啸般的狂潮与震撼，《2012》、《阿凡达》与《盗梦空间》。这三部电影，其实就很好地代表了国外电影的三大主流模式：《2012》背后的人类对自身未来的焦虑症，也反映出宗教色彩上的难以遏制的人类悲剧意识；3D《阿凡达》背后的科幻想象力与强大的电影技术，还有考古学与人类学上的一些成就展示（比如纳美人的语言与潘多拉星球上的物种）；《盗梦空间》背后的发达文化想象力，以及在后现代语境下人类对于本我、自我、超我的迷津。而这都无一不是说明了，电影远非剧情与画面，它们背后都有深厚的文化内涵与庞大的社会文化工程，因此相比之下，透过我们的电影文本分析，我们毫无疑惑地看出我们的文化就显得十分根浅，缺乏文化与技术乃至想象力等各方面的支持了。

因此，在各个层面上，都拿不出手，所以就只能进行上映前的各种运作与炒作了。比如《山楂树之恋》就以清纯为噱头，试想，除了这个可怜的卖点，它还能是什么？其实和《孔子》上映前周润发以及《唐山大地震》上映前冯小刚都说的不哭不是人一样，成为了一种道德上的压迫：如果我们没有从这部“史上最干净的爱情故事”的电影中看到清纯，说明我们是不纯净的、污秽的；如果我们没有这部“感天动地”的电影落泪，我们简直是没有人性了——这种先从道德上给自己套上了一层防护甲，然后，这就意味着剥夺了批判的空间，任何的批评，都是批评者的自我揭发甚至自我掘墓。

此外更别提这种说法背后的扭曲的价值观了。写作是为了拒绝遗忘，所以电影的讲述，如果你不能进行这种拒绝，至少也不能成为制造遗忘的工具。但是在《山楂树之恋》中，把中国现当代历史中一段可以说是最为糟糕的岁月描写成一个纯真、善良、美好的时代。仿佛那个时候的爱情，就是不物质不拜金的，人人纯洁干净，可是，稍微有些见识的人都知道，其实那个时代，爱情的存在都是奢侈的，很多的恋爱是通过组织安排的，婚姻还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而且感情出现了问题，连离婚都不自由。此外那个时代人们对于物质的要求，比起现在来说，只会是更加物化与功利，正如一些评论提醒的，在70年代，女青年的择偶标准是“三转一响”（手表、自行车、缝纫机和收音机）和“72条腿”（一套家具）。另外，在成分上，“50年代找干部，60年代找军人，70年代找工人，80年代找大学生。”在家庭背景上，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基本不通婚，干部子女和普通家庭子女难通婚，甚至双职工和单职工家庭通婚都有障碍——而这一切，作为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张艺谋，怎能可以如此快速地遗忘，还将此岁月进行如此的唯美化？

这令人匪夷所思。是的，现实是这么乱，但是现实的乱，任何时候都不能成为刻意去扭曲历史的借口，可是每每，历史就总是为了被任意打扮的小姑娘，而这不得不说是我们的一个共同灾难。因此，直面了那段历史的王兵新作《夹边沟》，才是真正值得我们关注的电影，同时也显得弥足珍贵——但是它从威尼斯电影节折回之后的命运又将会怎样，我们就无从得知了——真正的焦虑袭来了……

二、电影背后的文化理论与价值观支持

必须意识到，其实一部电影的所有，远不止银幕上所呈现的。工夫在诗外，每一部电影背后都蕴含着其深刻的社会文化甚至最先进的理论发果，否则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就拿《盗梦空间》来说，满篇都贯穿着心理学中精神分析学派的术语，比如潜意识、图腾等，这和欧美国家流传了上百年的精神分析心理学有着莫大的关联，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简直就是可以拿来当作观影攻略手册了。

还有一个实例能更为明显地体现出这种深厚的文化底蕴对于电影的支持，那就是电影《骇客帝国》系列，它的理论与灵感来源就与名著的哲学家、社会学家、后现代理论大师鲍德里亚的一些理论有着很大渊源。导演沃卓夫斯基兄弟自称受波德里亚影响极深，还希望让波德里亚能成为电影的顾问，因为整部电影的核心概念，像“矩阵”、“真实”等等，都来自他。在《骇客帝国》拍摄前，这一请求虽被拒绝，但这并不妨碍这部电影向他致敬：基努•里维斯扮演的尼欧有一本掏空的装软件的书，就是鲍德里亚的《仿真与拟像》。

从《星球大战》、《指环王》、《骇客帝国》，到《机器人瓦力》、《2012》、《阿凡达》、《盗梦空间》，每部电影背后都是同样如此，尽管这些文化背影也大量的利用，甚至也达到了一种过度消费的地步，比如近些年来，好莱坞也产生了很多劣质的科幻电影，但是这都无碍于他们持续的文化创新与超越。而我们呢，想一想，这么多年来，有过多少的文化创新与理论贡献？原创哪些真正的影响了国人与世人的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上的学术成果？

还有一点，归纳起来不管是哪一种类型的进口大片，他们背后的最基本价值观是一致的，这种共识性的价值观就是根基，它可以避免一部电影走向背离人性与历史的深渊。这种最基本的价值观体现在人道主义、人本主义、责任意识和批判色彩。

在《阿凡达》这类的科幻电影背后，是对后现代的技术哲学批判理念，强烈批判人类贪婪下自掘坟墓的行为对于地球以及宇宙的灾难性破坏，不停地在引导观众在思考人类何去何从；在《2012》这种灾难片里，是深刻的对人的关怀，讲述每一个人都有权利登上被拯救的诺亚方舟，并且在讽刺与批判那种政客与权贵的丑陋，然后虽然过程艰辛，但是人性最后总是能够得到幸存与回归；在《盗梦空间》就更简单明了了，深陷于对妻子的自责的主角柯布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回到家中见到两个女儿，这种更是人性的回归的表现，可以没有大家，但是决不能没有小家，没有把个人放置于宏大叙事之下，然后丧失了最基本的人本关怀。反观我们的很多电影，依然是价值观发育不良，甚至天生残疾，鼓吹违反人性与道义的价值观：为了事业，为了社会，乃至更宏大的理由而舍弃小我，成全大我。比如刻意刻画《孔子》中孔子抛妻弃子的“高大形象”，以及颜回舍身抢救几捆老师的竹简而葬身水底（这个天天被教育要“仁者爱人”的学生，却为了物而舍身丢命，这不更像是一个悖论吗？）这些无一不是有悖于最基本的天伦人理，其体现出了的价值观，不仅难以让人感动，反而应该值得反省。

当然我们也看到开始一些方面的事情在改观与回归，比如现在最主流的电影《建国大业》、《唐山大地震》，虽然它们依然还有很多不足，有在刻意回避一些东西，或者是建立在灾难美学的基础之上的。但是在一定程度上见证了一种有限的进步，比如摒弃了以往对历史政治人物有意无意的污名化描写，以及深入人性之下对于个体情感与内心的进行体察。而除此之外，拿得出手实在是不多，《南京！南京！》、《疯狂的石头》、《人在囧途》之后，大量的横行电影作品，就只是那种粗劣大话、恶搞类的烂片，以及被过度反刍的功夫片，还有就是吃老本、沉溺于老祖宗荫庇之下的古装戏了，文化的想象力极端贫困，文化的创造力与创新力，几乎消失殆尽。而且还有一个在我们这里成为问题的问题，被人家造就克服了：即要走商业还是艺术的道路。这在好莱坞等影视人看来，只是不该矛盾的矛盾，商业化就是一门艺术，但是我们的认识中，商业化就是媚俗，艺术是自言自语，两极都极端化。

三、无批判，不文化

电影作为文化艺术的一部分，它的任何奇葩都是表面的，它的浅层下面，却牢牢地根植于一个特定的文化、政治、经济等整个社会结构中，息息相关。从来都不是纯粹的电影艺术上的问题，否则就事论事，只会遮蔽问题的根源，然后就只能不断重复这种焦虑与浅层的反思。

所以说，将问题引述到导演等创作者的身上，用《盗梦空间》的结构来分析，它只是进入到了第一层的梦境。分析到行业管制、电影市场与创作环境，则是第二层梦境了，但是其实它还有第三第四层梦境没有人进去过。第三层就是创作者价值观、世界观、电影观的层面发育不全之外的文化想象力的缺失，第四层就是体制钳制下的文化批判能力的钝化。而且下面一层都是上面一层基础，没有下面一层的实现，上面一层就将只会是空中楼阁。而这种分析路径与框架，对于我们理解中国文化的困境，有很好的帮助。

因为第一层和第二层有太多人探讨过了，在此我们直接从第三层“梦境”说起。其实，关于电影的技术上问题，只是属于科学层面的，如果真要开始追赶，相信中国电影不用几年就绝对可以比肩了。但是想象力则不行，它是人文社会科学层面，是一种软实力，它牵涉到整个社会的大氛围。在想象力方面，中国电影背后所体现出中国人的思维，的确古板得让人发困、发愁，总是不觉不知中陷入肤浅的纯娱乐，不然就是一味说教之中，做起事情不是一板一眼规规矩矩，就是无聊恶搞，最后都只会令人感觉枯燥无趣。其实在批判和说教之间，还有广阔的商业化空间，而且娱乐精神比批判精神在电影界更重要，但是在没有想象力为基础之下，娱乐显得都那么地苍白，而这也正是冯小刚的贺岁片与章子怡的《非常完美》等显得鹤立鸡群缘故吧。而这种“中国文化想象力之死”的根源，就是文化持续前进发展的动力不足。文化发展动力不足的首因，便是文化批判力被阉割，成为了歌颂与粉饰色彩浓厚的政治修辞，文化创作很多时候沦为历史与现实的化妆术，不敢否定与批判，娱乐也只是点到为止挠个小痒，有形无形的文化钳制过多，因此在被审查与自我审查之后，所产生的也只能是平庸之作了。而逃过此劫的，往往只能被迫游走的地下，或者出口之后才能转为内销。

还有一事，则可以最好地反映出社会大氛围对于文化发展的遏制效应。也即前段时间闹得纷纷扬扬的“郭德纲事件”。这个相声界几乎是硕果仅存的郭德纲，被多方痛打落水狗，而且连谁在背后使坏都不知道，迷雾重重，谍影重重，活脱脱成了一部悬疑电影，可见这种文化的恶劣生存环境。于是，就这样理性的技术批评变成了暴戾批斗，价值批判变成了道德审判。

在如此的体制的异化作用下，让中国的电影创作者，只能有几条空间狭窄的道路可以走：“从了”——商业电影与文艺电影中的莫谈国事、“合谋”——主旋律电影中的粉饰与说教，与“弑父”——地下电影所体现出来的反抗意识。但是，在电影体制身后，更有深层次的社会体制在制约着，从我们僵化教育体系开始，想象力就开始被抑制了。试想，没有思想与精神的独立与自由，还能会有驰骋自如，海阔天空的想象力吗？我们一直缺乏个体的解放与张力，人总是被塑造成体制末端的螺丝钉，而非人。所以，自由奔放的教育体系是作为想象力培育工程的基础设施的。

然后，就到了第四层了。文化创作在体制管制的畸形与非健康发展，文化在通往批判的路上受阻之后，大部分人只有一条路可走：向后转，躲避崇高与探索，大量古装宫廷出炉、透支名著、翻拍成风。而在向后路途上，又分出了两个岔路，一是媚权即向上的庸俗，唱颂歌，伪崇高，二是媚俗即向下的庸俗，提供感官刺激的低俗成风。而这两条路都是文化走下坡路的表现，从而走入价值观的误区与想象力的死胡同。这个文化案例，最典型的非“春晚”莫属。它在这近十几年来，成为了中国文化病症的集大成者：粉饰太平（在南方大面积雪灾时，可以说南方一片春意黯然），脱离现实，还可以算得上具有批判性的，或许仅仅是对于中国最底层的小人物、不争气的国足的嘲弄与挖苦，还有地域讽刺了（如故意说蹩脚的港台腔）。想象力的发挥与创新方面，为数不多的多数人较好的，或许就是宋祖英与周杰伦的混搭了——可是这仅仅是形上的创新，而没有真正的质变的创新。

重塑文化的批判性，是文化重新走上向前的上坡路的最佳捷径，批判意味着反思，意味着先否定然后超越前人的权威——而这正是创新的具体而且是唯一的表现，因此，说到这里，大家也应该意识到了，为什么我们喊创新这么多年了，创新却依旧是穿着马甲的乌龟，脱下马甲之后，才发现是新酒瓶装上了陈醋，因为没有真正的批判性。

文化没有批判性，就必然会形成一个封闭的停滞空间，无法实现自我更新与升级。文化必须有着自身的批评与批判的锐利，才能起身地走出困境。但同时它的外围，也必须有一种可供文化生存的良好土壤与氛围，这就体现在它需要被批评，但不需要被批斗，需要被批判，但不需要被审判。然后，在批判的基础上，再有一个稳定的价值观作为支撑和保障，以此正本清源，才能源源不断地输出立足于此的优秀电影作品，以及所有的文化作品。而如果缕清以及认识到这些层层递进的关系之中，能够开始逐步改善，这个电影文化的困境，或许很快就能“穿越”出来，走进现实，与世界接轨，与时代通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