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好读书能实现黄金美女的梦想，从这个角度分析，实用主义在中国一直都是很发达的。
在柏拉图5时代，古希腊的哲学家们就开始仰望天空，从事几何、算术、天文和音乐的研究和推广，试图探索那些看不见也摸不着的东西，他们不但奠定了西方科学的基础，还为西方社会的发展开辟了一条越走越宽的道路。而我们这边却发明了科举制度6，号召读书人们死记硬背。由于这种死记硬背是寒门人士通向另一种生活的唯一路径，于是一代又一代人就加入到死记硬背的行列中来，至于死记硬背有没有什么意义，估计没有人去质疑。
柏拉图们的努力，培育了西方人无止境地追问真相的习惯（科学精神），而中国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除开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书呆子和蛀虫以外，什么也没有培养出来。人家那边在昼夜思考怎样才能找到宇宙的真相，我们这边却在摇头晃脑之乎者也踱方步，大量宝贵的时光就在抑扬顿挫、字正腔圆的死记硬背中被耗费掉，大量具有天赋的人才就被这该死的科举给贻害了。
柏拉图的教学体系是金字塔形，为了发展理性，他设立了全面而丰富的课程体系，他以学生的心理特点为依据，划分了几个年龄阶段，并分别授以不同的教学科目，0一3岁的幼儿在育儿所里受到照顾，3一6岁的儿童在游乐场内进行故事、游戏、唱歌等活动，6岁以后，儿童进入初等学校接受初级课程。
在教学内容上，柏拉图接受了雅典以体操锻炼身体、以音乐陶冶心灵的和谐发展的教育思想，为儿童安排了简单的读、写、算、唱歌，同时还十分重视体操等体育训练项目。17一20岁的青年升入国立的“埃弗比”接受军事教育，并结合军事需要学习文化科目，主要有算术、几何、天文、音乐。20一30岁，经过严格挑选，进行10年科学教育，着重发展青年的思维能力，继续学习“四科”，懂得自然科学间的联系。30岁以后，经过进一步挑选，学习5年，主要研究哲学等。至此，形成了柏拉图相对完整的金字塔形的教学体系。
根据其教学目的，柏拉图吸收和发展了智者的“三艺”及斯巴达的军事体育课程，也总结了雅典的教学实践经验，在教育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四科”（算术、几何、天文、音乐），其后便成了古希腊课程体系的主干和导源，支配了欧洲的中等与高等教育达千年之久。
柏拉图认为，每门学科均有其独特的功能，凡有所学，皆会促成性格的发展。在17岁之前，广泛而全面的学科内容是为了培养公民的一般素养，文法和修辞是研究哲学的基础，算术是为了锻炼人的分析与思考能力，学习几何、天文，对于航海、行军作战、观测气候、探索宇宙十分重要，学习音乐则是为了培养军人的勇敢和高尚的道德情操。同时，他还很重视选择和净化各种教材，如语言、故事、神话、史诗等，使其符合道德要求，以促进儿童心智的发展。
就教学方法而言，柏拉图师承苏格拉底的问答法，把回忆已有知识的过程视为一种教学和启发的过程。他反对用强制性手段灌输知识，提倡通过问答形式提出问题，揭露矛盾，然后进行分析、归纳、综合、判断，最后得出结论。
理性的训练是柏拉图教学思想的主要特色。在教学过程中，柏拉图始终是以发展学生的思维能力为最终目标的。在《理想国》中，他多次使用了“反思”和“沉思”这两个词，认为关于理性的知识唯有凭借反思、沉思才能真正融会贯通，达到举一反三。感觉的作用只限于现象的理解，并不能成为获得理念的工具。因此，教师必须引导学生心思凝聚，学思结合，从一个理念到达另一个理念，并最终归结为理念。教师要善于点悟、启发、诱导学生进入这种境界，使他们在苦思冥想后顿开茅塞。
柏拉图推崇的教育是为了发展学生的思维能力和行为能力、提高学生的道德水准，而中国的科举制度又是为了什么目的呢？
据学者研究，中国古代科举制度最早起源于隋代。隋朝统一全国后，隋文帝为了适应封建经济和政治关系的发展变化，为了扩大封建统治阶级参与政权的要求，加强中央集权，于是把选拔官吏的权力收归中央，用科举制代替九品中正制。
从一开始，参加科举考试的目的就是为了做官，这是加入利益集团的有效途径，这也为中国古代教育和学习的目的定了基调。由于教育的目的并非为了追求真理，而是为统治阶级的队伍补充力量，所以隋代的科举考试内容就是考时务策，也就是相当于政治论文。
推翻隋朝的统治后，唐王朝的帝王承袭了隋朝传下来的人才选拔制度，并作了进一步的完善，考试内容就是诗赋经文。
唐玄宗时，诗赋成为进士科主要的考试内容。宋代科举，虽然在考试内容上也作了较大的改革，但依然摆脱不了经文的老路，没有什么新的花招。
元代的科举制度基本沿袭宋代，到了明代，乡试、会试头场考八股文，能否考中，主要取决于八股文的优劣。所以，一般读书人往往把毕生精力用在八股文上。
八股文是由宋代的经义演变而成。八股文的危害极大，严重束缚人们的思想，是维护封建专制治的工具，同时也把科举考试制度本身引向绝路。
清代科举考试的内容主要是八股文。八股文主要测试的内容是经义，《诗》《书》《礼》《易》《春秋》，五经里选择一定的题目来进行写作。题目和写作的方式都是有一定格式的。八股文中有四个段落，每个段落都要有排比句，有排比的段落，叫四比，后来又叫八股。八股文在当时是非常重要的，它关系到一个人能不能升官。所以当时的人们都一门心思地扑在八股文上，只有八股文章才能敲开科举考试的大门。
西方教育的结果是发展了学生的思维能力，中国古代教育的结果却是禁锢了读书人的思维，变成死记硬背的书呆子；西方人读书的目的是为了追求真理，中国古代人读书的目的是为了做官，过上好日子，这个差异也太悬殊了。
明万历年间，随着耶稣会传教士的到来，中国开始与西方思想发生接触。此时的西方科学技术开始迅速发展，而中国这时科学技术的发展已经非常缓慢，大大落后于同时期的欧洲。传教士在传播基督教教义的同时，也传入大量科学技术。
19世纪中叶，西方人再度进入中国，并以各种媒介带来西方的新知识。由于鸦片战争及英法联军的刺激，促使清朝政府在1860年代开始推行洋务运动，也促使西方的科学技术再一次传入中国，当时的洋务人士，主要采取“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态度来面对西学，主要关注的是西方的先进武器以及相关的器械运输等，而未试图对西方的学术思想加以学习。
甲午战争以后，由于中国当时面临着国破家亡的命运，许多有识之士开始更积极全面地向西方学习，出现了梁启超、康有为、谭嗣同等一批思想家。他们向西方学习大量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知识，政治上也要求改革。这一时期大量的西方知识传入中国，影响非常广泛。
西方文化的涌入，使中国的读书人们看到了巨大的差距，但在普通老百姓那里，并没有太多的人看到这种差距，就算看到了，也不会觉得这跟他们有什么直接的关系。由于知识和资源的长期垄断，使得占绝大多数的普通百姓生活在贫穷之中，他们关心的是如何获取最基本的生存资料，而不是思想和学术这种相当高雅的东西。所以，西学东渐之后，对于思想解放的折腾，也仅限于社会精英阶层，基本上跟普通百姓没有关系。
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以后，“读书改变个人命运”的路径重新开通。绝大多数人生活在贫困线下，缺乏改变命运的其他资源和路径，要想尽快改变糟糕的个人命运，读书是唯一的捷径。在老百姓心目中，读书本身不重要，读什么书更不重要，重要的是通过读书可以考上大学，可以过上好的日子，如此而已。所以，当应试教育成为改革开放后中国教育的主流以后，除开极少数的精英人士大叫“不妥”以外，人们并没有表示明确的反感或反对。
在大量的学生和他们的父母看来，反对应试教育有什么实际意义吗？应试教育与素质教育真的有什么本质的不同吗？没有。死记硬背的应试教育能够让他们跨进大学校门，实现“黄金屋，颜如玉”的梦想，这有什么不好呢？
如果只有通过接受素质教育才能跨进大学校门，应试教育自然就会寿终正寝。问题就在这里–应试教育或素质教育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路径。在学生们的眼中，应试教育或素质教育只是形式，是进入大学校门的入场券，这张入场券是金属的还是塑料的，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它具备让一个人入场的功能。
我曾经问过很多中学生，每天死记硬背不烦吗？他们回答：“很烦，但还是要竭尽全力去背那些枯燥的东西，没有办法，不背就考不上大学，考不上大学这辈子就没戏了。”
学生读书的出发点以及考试的形式，与古代的科举有什么区别？越来越多的学生在考试中作弊，作弊的手段越来越高明，而且没有多少学生认为作弊是可耻的行为，这说明这样的考试在学生们的心目中并没有什么高尚可言，反正就是人生路上的一块跳板而已，作作弊也没什么了不起。
正是因为对路径的依赖，2009年，各地都传来大量高中毕业生放弃高考的消息，虽然有关部门一再声明，这些学生放弃高考并非是就业难造成的，但大家都明白，恰恰就是因为就业难让很多贫困家庭的子弟断绝了改变个人命运的路径，此路不通，他们才放弃高考。读书已经不能通向“黄金屋”，谁还愿意读书？
读书并非为了发展个人思维能力，并非为了担当公民责任，而是为了找个饭碗告别不堪的贫困生活。
用路径依赖来解释中国教育出现的各种怪象，真是太恰当不过。有人读书是为了发展个人思维、担当公民责任吗？有，我可以列举出一大串让人敬仰的名字出来。但更多的人却不是冲这个来的，他们读书的目的是为了实现个人功利，他们或许没有认真想过自己的责任，也没想过自己还有公民责任。
这不完全是他们的错，就像一些有识之士所说的一样，仅仅用道德来谴责这些怪象是没有意义、也是不公平的。他们想要改变自己的命运，却没有其他可行的路径，这才是问题的核心所在。
这就是路径依赖–即使一万个不情愿，你还得这样去做，别无他途，除非你甘愿过苦日子。你要改变自己的命运，就必须踏上这条路。
“读书改变命运”必然成为多数学生的唯一选择，他们需要解决的不是国家的问题，不是人类的问题，不是公民责任，而是他们自己的问题，在他们面临挨饿的威胁的时候，空谈大学精神是没有意义的
现在，重建大学精神的呼声此起彼伏，但不是重建大学精神不重要，而是这几乎就是一个美丽的梦想。在大部分的资源被少数人垄断的情况下，“读书改变命运”必然成为多数学生的唯一选择，他们需要解决的不是国家的问题，不是人类的问题，不是公民责任，而是他们自己的问题，在他们面临挨饿的威胁的时候，空谈大学精神是没有意义的。
读书，找个可以安身立命的工作，这是绝大多数学生的希望，也是在他们身后默默地支持他们的父母们的希望。正因为我太了解他们的内心，所以我才在本书前面几个部分里，反复强调要教会他们一技之长，作为安身立命的本领。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我把大学教育的作用降低到这个层次（就是姚国华先生和钱理群先生所痛斥的“现在的大学就是打工仔培训机构”），实在是退而求其次的无可奈何之举。
事实上，不少大学连“打工仔培训机构”的职责都没尽到，很多大学毕业生被排斥在企业和机关单位的大门外，因为他们“还不如没上过大学的普通劳动者”。我在前面几部分里，已经对此有过粗浅的阐述。如果大学连教会学生一技之长都做不到，就更不要奢望“大学精神”了。
让大学生们学会一技之长，至少能让他们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至少在他们获取报酬的同时，还能为这个国家做点实际的事情，这比培养出一批只会说假话空话大话却什么也干不了的蛀虫，于己于社会都要好很多。
一所大学能认真教给学生一技之长，它就能树立起负责任的姿态。教育是师生间合作的劳动，唯有负责任，才能实现真正的合作。而这种负责任的姿态，会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学生，让他在不知不觉中训练出负责任的心态来。
认真教给学生一技之长，还能拾回学生对大学的信任。现在这个社会，还有什么比信任更稀缺的呢？一旦学生开始信任大学，这种信任就会在他的心中放大，他的信任就会向外发散。也许，在不知不觉中他会拾回对他人、对社会的信任。
认真教给学生一技之长，还能帮助学生拾回安全感。他有了一技之长，就相信自己走出大学校门后能够很快找到安身立命的工作，就不会担心流落街头，就不会担心因为找不到工作而失去做人的尊严，就不会担心对含辛茹苦养育他二十多年的父母无法交代，就不会担心找不到遮风挡雨的那片屋檐……
认真教给学生一技之长，还能帮助学生重拾自信。我在前文里已经阐述过，现在的学生普遍缺乏自信，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将来干什么、能干什么，极度的不安全感，导致了他们对自己越来越不自信。他们有了一技之长，就会比较清晰地看到自己的未来，自信就会重新回到他们的内心。
在认真学习一技之长的过程中，他们还能学会动手的好习惯，还能学会与他人在工作中如何合作，还能学会尊重他人的劳动，还能学会正确地表达自己的意图。尤其重要的是，他们会学到掌握劳动技能的方法，这种方法，他们将终生受用，这将大大提高他们在社会上的综合适应能力。
只要拾回负责任、信任、自信等美好的东西，他们就会悄然发生变化，就会澄清混乱的价值观念，就会逐渐明白什么可以为什么不可以为，也许，他们就会伸手摘取那高尚的品格。
这是梦想吗？也许是，也许不是。在我看来，在大部分人读书的目的发生偏差的情况下，与其强行灌输空泛的“大学精神”，还不如顺应他们的需要，教会他们劳动的技能，让他们首先好好做一个人，一个自信的、负责任的人。
我又一次想起了贝布尔的话：让个人的行为和内心统一，是整饬社会混乱的唯一出路。如果大学生们都学会了好好做人，做自信的、负责任的人，整饬混乱也许就有了希望。因此我觉得，当务之急是要帮助学生们找回信任、自信。只有这时，谈论大学精神才有了基础。
在一个遍地都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的地方，宣扬重建大学精神，只会招来大量的投机分子借这个响亮的招牌谋取私利。
只有在人格健全的地方，才有实现高尚理想的可能。
我这样说，并非彻底否定精英教育。相反，我真心希望中国能够有几所大学专门培养精英人才，就像哈佛、耶鲁和剑桥一样，一个民族的崛起，是需要一大批精英人才的，没有精英人才的民族，是无法崛起的。
但我更希望更多的人接受负责任的职业教育，一个只有精英人物而没有大量高素质劳动者的民族，也是无法崛起的。这就是建筑设计师与建筑工程师合作的道理，光有高明的设计师，而没有实施工程的工程师，再好的设计也是废纸。
精英人物与普通劳动者并无高下尊卑之分，他们只是分工不同而已。在一些人的语境中，“打工仔”是有歧视意味的，我对这种意味感到恶心。没有打工仔，那些具体的工作谁去完成？有人说过一句话，只有卑贱的人，没有卑贱的工作，我深以为然。
我在与日本教育界高官中込三郎的交谈中，他也谈到这个问题，他说，日本已经在反思精英教育了。“日本的发展需要一批精英人物，但更多的是需要高素质的劳动者，我们要大力发展高职教育，培养足够多的技能型人才。”连日本这样发达的国家都已经在反思精英教育了，我们这种发展中的需要大量高素质劳动者的国家，为何要让所有的学校都变成精英人才的教育场所呢？
最近几年，舆论过度地关注了财富神话、财富人物以及大老板们奢华的生活方式，这无疑是在暗示“精英人物才是值得尊重的”这样的价值观念。这样的暗示，让无数的大学生产生了好高骛远的梦想，希望能一毕业就做老板，迅速暴富，就能拥有香车美女豪宅，在这样的误导之下，学生们还会安心做普通劳动者、安心学习劳动技能吗？
我在前文里说过，发展中的中国，各行各业都急需大量高素质的技能型人才，而现实却是大量的行业有太多指手画脚的指挥者，却相当缺乏真正能干的做事的人，这给拥有一技之长的大学生们提供了广阔的舞台，也给高职教育提供了存在的巨大空间。培养出大量高素质的技能型人才，必将为中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人才保障。
中国需要精英，中国更需要技能型人才，引领潮流是担当，做一颗合格的螺丝钉也是担当。在我的理解中，大学精神既是对真理的不懈追求，也是负责任的意愿和姿态。没有负责任的心态和姿态，大学精神就是一个空泛的概念。
回归教育的本来目的，重塑大学生的公民责任感和价值观，或许才是当务之急。
说到这里，我并没有乐观起来。培养技能型人才，民办大学无疑是最合适的角色，因为民办大学没有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没有人浮于事的恶劣状况，尔虞我诈的情况也比较少，而民办大学生存的法宝就是办好大学，教好学生。不能把学生教好，不能让学生熟练掌握一技之长，这样的民办大学是办不下去的。
但目前，民办大学面临很多困境，很多时候心有余而力不足，甚至有无可奈何之感，这是我难以乐观起来的原因之一。
难以乐观的第二个原因，是高职教育生源和师资队伍的困境。多年来，中小学教育都以考分为中心，培养出的学生除开会考试以外，其他几乎都提不起来，没有自信、没有信任、缺乏诚实、没有动手能力、没有创新能力、没有协作精神……对于这样的学生，高职教育的职责就不是简单教会他们一技之长了，还要一点一点地帮助他们重塑信心，修补他们被扭曲的人格……面对这些基本定型的学生，要做这些工作，何其艰难！
要做这些艰难的工作，还得依靠合适的教师。但现在的教师大部分是应试教育的牺牲品，他们本身就面临着自我修补的艰难工作，他们能否完成自我修补，尚是未知数。
虽然艰难，但还得往好的方向一点一点地挪动，毕竟，这样才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