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三代”并非一个确切的时限，只是讲富贵不能长久而已。有的可能当代、二代即衰落，有的可能四代、五代。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怪现象？许多人在分析研究，得出不少答案，本人认为，是社会体制与人的本性共同造成了这种现象，主要原因有三：

一是政治变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历史，王朝更替频繁；即使不是王朝更替时，皇位更替频繁，每当王朝更替或皇位易主时，都会有人升天有人入地，这就是所谓的 一朝天子一朝臣。古代社会还有伴君如伴虎的说法，随时随地都有身败名裂的危险，其范例比比皆是。秦朝李斯、汉朝田玢、窦婴、宋朝蔡京、明朝贾似道、严蒿、 清朝和绅等均为朝庭重臣，富甲一方，都是当代而败亡；汉初名将周勃、灌婴、卫青、霍光等，其后代鲜有善终者。尤其是明太祖朱元彰时期，大臣上朝如同生离死 别，直到平安回来才能庆幸今天还活着！政治变动，龙眼无恩是中国人富贵不能长久的原因之一。

二是人的本性。一般是首代创业者都是競競业业，吃苦耐劳，勤俭持家，奋发向上，终于创下了偌大家业；二代人目睹父辈创业的艰辛，受到父辈的教育影响，还能 够守住家业甚至还有发展。但三代、四代人则不然，他们从小享受父祖辈的福荫，仪仗父祖辈的权势，周围马屁精环侍，真的是心想事成，不但进取心消失殆尽，还 有不少成了纨绔子弟，甚至成了“衙内”、“恶少”，横行乡里，为害一方，吃喝玩乐，无所不为。长辈再不注意引导，溺爱娇纵，不成败家子都难。

三是国家体制形成的教子观念。这是一个比较深层次的问题，西方国家在这方面优于我们。他们不少人纵然是泼天之富，一般也不任由子女挥霍，而是鼓励子女独 立，引导他们自己创业。象世界第一富豪比尔.盖茨、第二富豪巴菲特，他们均将多数财产捐献给了公益事业，只将少部分留给儿女。这样的做法使子女们依赖性大 大降低，自立能力反而全面加强。而我们的体制造就了自古以来的“家天下”意识，国与家不分，权位与财产在可能的情况下都要“下传子”，这种意识形态的形成 也是中国富豪不愿投身公益事业的重要原因。

再看看反智书生薛涌是怎么说的？

北 大要建高尔夫练习场，立即引起公共关系危机，最后这一贵族计划不了了之。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0月14日，厦门大学校长朱崇实宣 布：“两个月后，目前国内最漂亮的高尔夫球练习场将在厦门大学建成投入使用。今年06级厦大学生都要上高尔夫球课，其中对管理、法学、经济、软件学院的学 生还是必修课，每个学生都要学会打高尔夫球。”据说这是精英教育的一部分。

中国有句老话：“富不过三代。”其实，这并不是一个放之四 海而皆准的规则。看看美国肯尼迪、福特、洛克菲勒、福布斯等家族，哪里有三代而 衰的？再看日本，一个买卖往往从江户时代就开始，至今家门兴旺。“富不过三代”其实很有中国特色。其中的原因之一，就是我们中国传统中有深厚的培养败家子 的传统。

看看厦门大学的创举就明白：精英教育，就是要让几个专业的学生把高尔夫球当必修课。你到世界找找，哪个国家有？这大概可以进 吉尼斯世界记 录大全了。我们为什么能这样独步于世？因为我们对精英有与众不同的理解：精英就是人上之人，就必须具有享受人上之人的生活的训练。以中国的国情，高尔夫是 一般人玩不起的，是绝对的上流社会的运动。所以，不仅大学要建高尔夫练习场，上海等地的新贵们，一天价把六七岁的孩子就送到贵族学校学习高尔夫。惹得美国 人把这种事情登到《纽约时报》上，让大家看暴发户的热闹。

美国的情况如何呢？在人家那里，精英的家庭也希望自己的孩子继续成为精英。但是，人家精英的概念明显不同。这一点，我在《美国是如何培养 精英的》和《精英的阶梯》 中有了比较详细的交代。比如，美国的报纸上常有讨论：富裕的家庭如何向孩子解释家里的财产？许多富人特别注意不让孩子知道自己是 富人，以防他们小小年纪就因为觉得有依靠而不思进取。但有些家庭的财富是盖不住的，比如豪宅、飞机、游艇等等，怎么可以让孩子不知道？在这种情况下，家长 常常想尽办法，让孩子觉得这些财富和自己无关。更有盖茨，巴菲特这种，早早把财产捐了。我一个朋友，不算有钱人，但父亲是一常青藤的前校长，丈夫是另一常 青藤的终身教授，说她文化贵族不应该说过分。她就坚持把孩子送到公立学校，觉得私立学校容易在富家子弟中培养一种entitlement（大致可以翻译为 “理所当然的特权”）。还有一些家庭，干脆自己掏腰包，让孩子去非洲、拉美、南亚的贫民窟当志愿人员。

美国的精英教育多种多样，也有 许多失败的家庭。但是，被社会奉为主流的精英教育，特别是针对那些精英家庭的孩子的精英教育，所强调的一个 基本点是如何去掉孩子意识中的entitlement意识，让他们意识到一切必须通过自己的努力挣来。而要成为精英，就必须有“领袖才能”。这种才能体现 在和民众的沟通能力上。所以，精英教育强调的是如何了解下层社会，而不是自己的小圈子里玩什么。

我们的精英教育则正好相反：培养的就 是人家想去掉的entitlement的意识。高尔夫就是这种entitlement之一。我们强调 的，不是精英向社会提供什么服务，而是精英要从社会中享受什么。人家注重的是创造，我们注重的是挥霍。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之所以 成为千古名训，大概是因为很少有人这样做而变得格外珍惜了吧。高尔夫课显然是有高度的前瞻性：它对那些大部分还一事无成的学生传达的信息就是怎么先天下之 乐而乐，甚至在天下皆忧时怎么自己独乐。这难道不是世界一流的培养败家子的课程吗？

撒切尔夫人说中国永远无法成为世界的超级大国，因为中国没有这样的文化精神。我看这是至理名言。中国还没有富，怎么富的门路也没有找到，但富了后如何挥霍已经被设计得如此精致。难道这就是中国的未来？

就连百度也知道：

中国俗语古人说“富不过三代”,完整的是“道德传家,十代以上,耕读传家次之,诗书传家又次之,富贵传家,不过三代。”出处：孟子曰“君子之泽,五世而斩”演变而来。

点 评：其实，“富不过三代。”这并不是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规则。看看美国肯尼迪、福特、洛克菲勒、福布斯等家族，哪里有三代而衰的？再看日本，一个买卖往 往从江户时代就开始，至今家门兴旺。“富不过三代”其实很有中国特色。全球100家家族企业荣登《胡润全球最古老的家族企业榜》，第一名是著名的日本大阪 寺庙建筑企业金刚组，传到第40代,已有1400多年的历史。榜单中没有一家中国的家族企业。

这100家长寿企业主要集中在欧洲、美国和日本。其中英、法、美名列前三位，各有17家、16家、15家，而日本也有10家，第100名家族企业也有超过225年的历史。

中国为什么会出现富不过三代的现象呢？有人说是因为富豪们的纨绔子多，这有一定的道理，但不是最终的原因，其实中国古代的富豪家教甚严熟读圣贤之书。不可 能每个富豪家都出现纨绔子弟，其最终原因是中国人有多子多福的传统观念，中国古代的富人常常有几个老婆，几个老婆又生多个孩子，当富豪死后家产被多个儿子 所分薄，富豪们的儿子第二代也是富裕的，他们也娶几个老婆，生多个儿子，到第三代，后代上百人，所以第三代时已经没有财产可分了。

附：案例分析（文章太长，做点摘录）

不久前，有一家著名的律师楼，请我为一宗民事诉讼案作所谓专家证人，或文化背景证人。本案涉及到祖孙三代并夹杂着嫡系和庶出的财产纠纷，这就引出了中国传统的分家与诸子均产的问题。我发现，涉案的这个大家族正趋于没落，似乎应验了人们常说的“富不过三代”的魔咒。

在中国历史上，为什么这个魔咒总是得到应验？原因诸多，如政治变迁，子弟败家等，但最主要在于传统的分家习俗。在对中国古代社会长期延续问题的研究中， 人们忽略了一个基础性的因素：在古代社会相同的历史阶段上，西欧和日本实行家产的长子继承制，而在中国则通行诸子均产为主干继承方式。俗话说：“树大分 杈，儿大分家。”每一个家庭发展到一定时期就会产生分家。家庭本身就由婚姻——生育——聚产——分家（继承）等多环节构成的动态链接。有学者根据清代徽州 分家案例的研究，认为“分家”是下一轮家庭循环周期的起点，但也是走向进一步衰败的开端。

“富不过三代”魔咒的真正奥秘就在于上述所谓诸子均 产的继承模式。这种数千年的习俗决定了中华民族历史上几乎所有的家庭，上至名门望族，下至平头百姓，其财产永远深陷于“分散—积累—分散”， 即某种聚与分、联与断、兴与衰、生与亡的悲情循环过程，而从来无法形成一个生生不息的积累和扩张机制。在所有儿子平均分产的习惯下，很难真正发家致富。为 数很少的家庭从其不断扩大田地占有量来说，似乎是在进行着积累，但随着下一代的长成又不可避免地分割着积累起来的田产。这就很难像西欧那样为资本的原始积 累提供历史前提。

经济学家与历史学家在考察了东西两方人的致富史以后，发现了一个秘密；西方世界在经济上的迅速崛起，在于发展了一种有别于东方模式的财产继承制度，并在此 基础上逐渐形成了一种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其核心原则用亚里士多德的话讲，就是：“财产应该私有，但财产的使用应该公有。”西 方的长子继承制完全避免了家庭财产的大锅饭倾向和平均主义分配，把财产集中起来单传给长子，而不使其分散于子女。把财产集中起来并确立财产的所有权，这就 促使在建立个人财产所有权的基础上，使财产的使用逐步社会化，把个人的经济努力不断地引向社会性的活动。实现财产和资源在更广阔的空间中的合理配置，从而 达到了生产力的大跃进。

“长子继承制”规定在父亲死后，其房产、土地、作坊等“不动产”全部归长子(或长女)继承，只将一部分“动产”，如现 金分给其他次子。即使家长疼爱幼子，也不能剥夺长子对“不动产”的独占权，只能在自己活着时拿钱让次子们受教育，然后去从军、经商、从艺、当教师、当传教 士，或者娶富家小姐为妻。要说“人道”大戏。复旦复华前“掌门人”陈苏阳在2004年11月21日东航包头空难中意外辞世，一时间公司“群龙无首”。因为 总经理职位的暂时空缺，管理权也只能由高层集体执掌。尽管这是一次飞来横祸，却也在一定程度上昭示了企业“接班人”机制的缺陷和企业家危机感的缺失。其实 长期以来，这都是一个客观存在却没人愿意正视的事实，私营企业更是欲盖弥彰。一份权威调查资料显示，当前全国近50％的民营企业都面临老一辈创业者或守业 者对下一代的权力交接问题。一个全国性的家族民营企业“接班时代”已经悄然来临，一场规模最大的财富迁移运动即将开场。毫无疑问，“权力”交接时代也是企 业最脆弱的时刻。在“富不过三代”的魔咒下，老总们在选择“继承人”时更是举棋不定，是“世袭”还是“禅让”？！但无论有多少争议，杂音有多大，“财富二 代”已经粉墨登场……。据观察家称，从上世纪末，尤其是21世纪头几年发端，在中国经济活动的舞台上，私企家族上演“换帅”大戏，不少“二代少帅”走到前 台。

江苏省社科院的陈爱蓓教授指出，民营企业家随着精力的减退，要学会放权授权，把权利让给值得信赖并有能力的专业经理人，不失为一种有效的财富转移模式。“

目 前，这种专业经理人模式虽没有得到大多数企业家的青睐，但是这是现代企业管理制度的必然”。陈爱蓓称，新现代管理制度的陆续实施，家族股份将越来越少，公 司也会越来越大众化。“这种模式是必然的趋势，在未来将成为主流”。然而，遗憾的是，中国的私营企业家阶层始终深陷在家族直接经营和世袭的怪圈之中。大约 80％的“换帅”和“权力交替”是最传统最原始的“子承父业”。正如民谣所唱：“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在 亲情价值观下，大多数企业老总往往是要选择有直接血缘联系的下一代。父子创业有着亲情上的天然优势，通常情况下是近乎绝对的利益共同体，但由于客观条件的 限制，父子兵更多表现在后创业时期，或者子承父业的交棒时期。父子兵创业大致又可分为四类：齐头并进型，如三株集团吴氏父子；分工协作型，如天通股份潘氏 父子；青出于蓝型，如方太厨具茅氏父子；承袭余荫型，如格兰仕梁氏父子。人们交相传说的那一个个父子成功交棒的佳话，就如挂在烤炉上的一排排令人垂涎的羊 肉串，不由得你必须尝试一下。

中国私营企业家中的第一代大多起家于上世纪80年代初中期，当时这批人正当中年，而如今已年近花甲，随着生理的 老化，精力的旺盛度，知识的更新度、信息的灵敏度都逐步退化。自然的法则和严酷的现实都使他们必须绞尽脑汁考量接班的抉择。一些“二代少庄主”接过父辈的 接力棒开始走上前台，成为新的舵手。这些人在中国私企已经成了一个引人注目的群落。专家推测，在未来若干年内，中国家族企业将掀起大规模交接班高潮。 1992年，21岁的鲁伟鼎担任浙江万向集团副总裁，1994年接替父亲鲁冠球任总裁。1999年鲁伟鼎赴美国读书，回国后任万向集团CEO，成为万向集 团实质性“少掌门”。1998年，34岁的莫林弟担任江苏永鼎集团总经理，2000年，接替父亲顾云奎任董事长。2000年，出生于1966年的周海江接 替父亲周耀庭担任红豆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2000年，35岁的梁昭贤接过父亲梁庆德衣钵，成为格兰仕集团董事长。2001年，徐文荣长子徐永安被正 式任命为浙江横店集团控股有限公司总裁。2002年，世贸集团许荣茂之子许世坛在上海和北京世茂地产担任销售总监。2003年，李海仓之子李兆会接替意外 身故的父亲出任山西海鑫集团董事长。2004年，均瑶集团董事长王均瑶病故，其子王瀚接班……。

统计显示，中国现存300多万家私营企业 中，80％以上为家族企业，而其中又有90％以上选择“子承父业”式的交接模式。俗话说：“创业难，守业更难”。 当前，为数众多的家族企业在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后，正彷遑于一个新的叉道：两代新旧掌门人的交接。而世袭型财权换班是企业肌体成长中的软肋。在这一过程 中，家族化所必有各种弊端日益浮现。创业者的后代自然会鱼龙混杂，其结果是得鱼者败也，得龙者成也。当然，如某创业者之子德才兼备，智勇双全，而又象父辈 那样勤奋敬业，对私企来说，这种世袭实乃理想模式。不过，上述那些“子承父业”的案例是否最后真正成为成功得佳话，还待一段时间的检验。既然世袭，就难免 有康熙皇帝生前生后众阿哥门争夺皇位的相残争斗。此种状况若发生真乃是私企家门的不幸。还有一种“大宅门”的“白景琦”现象，老子太能干，太精力充沛了， 即便下一代人已掌门，老一代可能仍在前台亮相不已。也有的玩起老佛爷“例如几乎与中国的改革开放同步前行的万向集团总裁鲁冠球、唐山曙光集团的董事长张春 来等，他们仍在商场角逐厮杀。另外，即使老一辈退居二线，实际上大多数退而未休，甚至仍“垂帘听政”，掌握企业航向。

把企业发展为“常青树” 是企业家们的共同梦想。于是，大多企业家很早就刻意培养下一代，很多“接班人”在儿时就受到了父辈们的刻意磨炼。他们在人生的道路上要风得风、要雨得雨， 并到国外深造，学习执掌未来财富和权力的真经。“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此”，江苏省社科院的专家称，比起上辈，他们没有吃苦耐劳、坚忍不拔的毅力；更缺乏杞人 忧天式的危机感。这些先天的不足成为了他们财富路上的最大“绊脚石”。同时，父辈创下的基业，他们感到深深的“压力”，不仅没有作为企业掌门人的那份成就 与自豪感，反而是如履薄冰的谨慎。这也给他们放开手脚“独闯天下”形成了无形的负担。

作为刚病逝的均瑶集团董事长王均瑶的长子王瀚，在被人们 慨叹“命好”的同时，不可能不接受外界质疑的目光：还在上初中的王瀚有没有能力接好父亲的班，成了人们关注的话题。在中国，以如此年龄就要背负起不相称压 力的并非王瀚一人。去年，因父亲李海仓意外身故，年仅23岁的李兆会不得不结束学业提前回来接班，出任山西海鑫集团董事长。虽然有“老臣”的扶持，但这样 稚嫩的肩膀根本难以承担起父辈期待的目光。用李兆会的话说就是“父亲的财富对我来说没有快乐，只有压力”。江苏红豆集团总裁周海江说：外界都称我是“第二 代”民营企业家，我并不认同。其实我只能算是“一代半”。我是通过“海选”上台的，并不是某一个人指派的。红豆22年的发展历程中，有7年我是自始至终参 与其中。

家族企业也有“阶段论”。 在一个企业发展的初期，为尽可能控制成本，用家族成员是顺理成章的事。而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后，完全任用家族人员是有害的，需要添加新的血液，大量引进外 来人才。江苏兴达集团总裁刘锦兰说：我不喜欢家族式的世袭管理，我会尽量避免家族化管理。前段时间，公司有四个亲戚违反了制度规定，我就把他们开除了。太 平洋建设集团董事局主席严介和说：目前，我们实行的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实现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林子大了，需要各种不同的鸟。现在我只是领头的出头鸟之 一。更有意思的是，正泰集团董事长南存辉为防儿孙不成器，首开先河倡议设立了“败家子基金”。即股东子女“若是成器的，可以由董事会聘请到正泰集团工作； 若不成器，是败家子，我们原始股东会成立一个基金，请专家管理，由基金来养那些败家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