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 人说过谎，这没什么不得了的。

人人面对的是一个不诚信的世界，这是大问题。

鉴别泛滥的谎言，已成为中国人必备的生存技能。

中 国人为什么爱说谎？缘于文化基因？教育方式？体制环境？生存需要？

历史学者吴思说：一个说谎的、收益很高、成本很低的历史制度，注定会出现 大规模地说谎。他们生产谎言，我们伪装相信。

心理医生李子勋说：文化决定了中国人有独特的婉转的语言表达，而这种表达并不是说谎。

少 年作家蒋方舟说：撒谎是中国父母的天职，粉饰世界为孩子维系一个无菌环境。

无论什么动机，说谎总是为了趋利避害。

假冒伪劣商 品危害到了公众的衣食住行，虚假信息传播透支了传媒公信，体制中的不良反应伤害了人民的幸福与尊严，无所不在的中国式谎言恶化 了人际关系。

因 为说谎，中国社会存在着严重的信任危机。最后，我们将满怀戒心，剩下孤独的自己。

在诚信社会形成之前，全民的幸福与尊严，可望而不可即。

二、说真话为什么这么难？

谎 言的中国语法，也是诚实的潜规则。被社会规范化的谎言其实是一种真话——说者口是心非，听者心知肚明，以致谎言与真话殊途同归——诚实 成了一种反社会行为，谎言成了熟人社会的通行证。

中国人说谎话的最高境界，是把谎话说成真话——你撒的谎所有人都相信，它就是真话；或者，你撒的谎所有人都不相信，撒了等于没撒，它也是真话。

中 国人说真话的最高境界，是把真话说成谎话——每个字都是真话，但真相截头截尾，真话变成谎言。这又叫“大音希声，大象无形”。

《杂文选刊》有文章发表观点，认为中国的谎言文化滥觞于“讲价”。梁实秋也在《讲价》里写过善讲价者的犀利：他有政治家的脸皮，外交家的嘴巴，杀人的胆 量，钓鱼的耐心，坚如铁石，韧似牛皮，只为战胜待价而沽的奸商。

讲价和谎言有共同的乐趣，在于“猜”：首先，都知道牌子上的价钱是假的，这是潜规则；然后，都明白自己有权利知道实价，但非要猜得不亦乐乎，这是文化；最 后，都坚决认为不讲价就买不到好东西，这是迷信——其实“讲价逻辑”在生活中无处不在，这和中国人看电视购物频道、读最新统计数据、听领导讲话的情景，是 一致的。

中国人善猜。最含蓄的表达，也有最懂人情世故的听众去明白它的意思。美国心理学家保罗·埃克曼有个观点，说监狱里的罪犯识别谎言能力较高，是生存环境充满 谎言磨练出来的。一个中国人能成为识别谎言的大师，也是同理——中国人早已熟习格式化的谎言（套话）、善意化的谎言（情话）、礼节性的谎言（鼓励话）和废 话性的谎言（官话），谎言与反谎言是生活中最习以为常的博弈，正所谓与人斗其乐无穷。

所以中国人最怕被人骗。中国曾有相亲节目和真人秀动用测谎仪，人气高涨，最后不得不被广电总局叫停；但人们对淘宝上自称可检验爱情的测谎仪依然热情不减， “民用微型测谎仪”卖到断市，正如真情实感一直缺货。

那么，最怕被骗的中国人，为什么又不爱说真话？

谎 言的中国语法：非真话不是谎言

有段子道尽中国人的口是心非——说股票是毒品，都在玩；说金钱是罪恶，都在捞；说美女是祸水，都想要；说高处不胜寒，都在爬；说烟酒伤身体，就不戒；说天 堂最美好，都不去。

有帖子道尽《新闻联播》的成熟语法——讲话没有不重要的，鼓掌没有不热烈的，领导没有不重视的，看望没有不亲切的，进展没有不顺利的，完成没有不圆满的， 成就没有不巨大的，问题没有不是历史原因造成的。

在西方法庭上有一个“真话原则”：宣誓时必须保证所言是事实且为事实的全部。但中国人写文章，春秋笔法方算登峰造极；中国人讨生活，难得糊涂才是金玉良 言。在我们的人生语法中，不说真话往往不是恶习，是智慧，也是美德——兵家说兵不厌诈；儒家说“为尊者讳耻，为贤者讳过，为亲者讳疾”；《红楼梦》说“假 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俗话说“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

在熟人社会，说谎要讲究圈子。五常中的“仁义礼智信”，“信”字排最末。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邓晓芒有一个说法，中国人的家里人是最小的圈子，亲戚、熟人、 同乡、同窗、同道、同种、同天下是越来越大的圈子——一旦稍有压力，仁义之心就一层一层向内收缩，成员自觉维护集团利益，共同造假互不揭发、同行之间传授 造假技术、服从自己的小圈子、对局外人说谎，是道德也是情感圈子的潜规则。

曾有《中国传统的谎言文化与中国人的避讳观念》一文，认为欧美创造最重要学问就是追求真理的“科学”，中国没诞生科学的原因，是因为中国人有不说真话的传 统。其实，中国诞生的重要学问不是“科学”，而是考验情商的“人学”。

“人学”有独立的“语法”，中文的表达习惯也适合撒谎——中国的语言是艺术，欲拒还迎，欲扬先抑，要当状元先考八股，千年锤炼下来，中国的语言最懂得骗 人。所以，西方人喜欢把观点写在文章段落第一句，但中国人喜欢把态度写在文章最后，未到最后，谁也不知道你的态度。

门口有保安，就是“管家式服务”；门口没有保安，就是“和谐的邻里关系”。中文胜在表达灵活，因此“非真话”也种类繁多——出发点善良的是成全，基本无害 的是情趣，欺骗敌人的是智慧，讨别人开心的是礼仪，阳奉阴违的是手段，为大局着想的是高尚，自欺欺人的是阿Q精神。至于只有损人利己的，我们叫犯罪；损人 不利己的，我们叫犯贱——在中国人看来，犯罪的和犯贱的，毋庸置疑地才是真正的谎言。

诚实的潜规则：看条件说真话

心理学家李子勋在微软做心理培训，微软的一个老板问他，为什么中国人这么爱说谎？因为他所有的下属永远都对他说yes，没有人说no，但做起事来全按no 的一套办。李子勋就建议，让他设一个奖励制度，给讲no的人来点物质奖励——你来点“礼仪”，中国人才知道你是真心想他说no。

说谎是中国成功学的重要部分，八面玲珑的韦小宝是职场偶像，《潜伏》里的余则成也是。有职场生存术认为《潜伏》是白领阶层人际危机的反映，号召向余则成学 习，平日说话九真一假——因为只有平时不说谎的人，才能够在最关键的时刻骗到所有人。

老舍曾在1936年发表在《益世报》的小说中杜撰“说谎会”的邀请信，讽刺中国人说谎的理由：“没有谎就没有文化。我们怀疑一切，只是不疑心人人事事都说 谎这件事。历史是谎言的记录薄，报纸是谎言的播音机。巧于说谎的人有最大的幸福，因为会说谎就是智慧。一天之内，要是不说许多谎话，得打多少回架；夫妻之 间，不说谎怎能平安地度过12小时。我们的良心永远不谴责我们在情话情书里所写的——一片谎言！”

爱情逼人撒谎。女人憎恨欺骗，男人热爱说谎。有研究发现男人比女人爱说谎，原因往往只为争取更多自由。有心理测验要你看10段视频，识别10对正在说“我 爱你”的男女是否真实情侣，答对越多，你的爱情段位越高。但不少人抱怨这个测验根本不准——其实男人和女人之间，最大的谎言就是“我爱你”，谁又敢说自己 全部看得穿。

商业逼人撒谎。有搬家公司在《广州日报》的分类广告上用黑体大字写自己搬过神舟五号，没人信这是真的，但搬家公司生意依然爆满。广东的服务行业有约定俗成 的员工手册，逢人都必须叫靓仔靓女。其实靓仔的是人民币，而不是全国人民。

教育逼人撒谎。小学生接受《新闻联播》访问，就懂得配合说很黄很暴力。中国的学生是格式化的学生——考卷上永远只有一个正确答案，天马行空的作文往往零 分。浙江有较真的语文老师认为小学课本里《爱迪生救妈妈》的文章是杜撰的，其实老师收到的小学生文章里的情感又何尝不是杜撰的。

官场逼人撒谎。有担任政府局机关秘书的人在发帖介绍写作技巧：“明明是单位没有什么进步，我却写成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明明是对下岗充满困惑和恐慌，我却写 成了大家认清了形势、从容地面对下岗……现在大家对假话习以为常，真有人对假话计较起来，不但领导不买账，就连群众也会嘲笑他不识时务。”

科学逼人撒谎。《手机》中费老说：“还是农业社会好啊，那个时候，交通啊，通信啊，都不发达。你进京赶考，几年不回，回来以后，你说啥子都是成立的。”但 不要忽略，QQ发明了“隐身”，山寨手机发明了“彩话”（例如你可选择通话背景音是马路嘈杂声还是菜市嘈杂声），说谎科技层出不穷，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梅尔·潘柯斯特说过一句话：“说实话会让你得到解脱，但首先它会让你变得很讨人厌。”我们的诚实总是找不到市场，所以我们不得不网游怕人妖、短信怕骗钱、 QQ交友怕酒托、找工作怕传销团伙、学雷锋做好事怕资助了骗子——有人细数中国社会的十大谎言，包括：网站说我们是免费的、电信说我们是亏本的、警察说我 们是为人民服务的、女孩说这是我第一次、客车司机说准时出发、商人说出血大甩卖、明星说我们只是朋友关系……其实这已经说不上谎言，因为大家已经约定俗成 地不去相信。

在西方，“印钞机”伍兹一直生活在好好先生的谎言之中，但真相立马让拥有他赞助商股票的股民损失大约120亿美元；在中国，“音速小子”郭敬明被曝抄袭， 依然受到粉丝拥戴，荣登福布斯名人榜。老实说，人们心如明镜：再盛大的奥运开幕也有假唱，再清纯的玉女也有艳照，再坦诚的朋友也经不起真话。人们连巴金的 《真话集》都要怀疑，认为里面全是假话。

诚实是一种“他人的美德”。鲁迅指出中国人的“瞒和骗”，柏杨则警告人们远离传统的“酱缸文化”和“谎言文化”。“造假者决心痛改前非，大家为他举起了酒 杯，可惜酒杯里的全是假酒。喝了假酒必须求医问药，可惜吃下去的还是假药。嫉妒和谎言不仅仅是一种特殊的心理疾病或精神缺陷，而是一种无处不在的空气。” 《余秋雨人生哲言》中如是写道。

说中国人是“最爱撒谎的民族”的大多是中国人。最了解中国人的是中国人自己，中国最了解的人也只有自己——因为任何渴望真诚的关系，都是从虚伪的客套开 始；任何不带欺瞒的、内心赤裸的相交，往往是关系崩溃的开始。是的，我们自欺欺人，把自己给骗了；疑神疑鬼，把自己给毁了。

真话成为了最稀缺的社会资源。减肥广告是骗人的，餐桌是危险的，经济学家是不靠谱的，统计数据是“全世界都不相信的”，股民是被谎言套牢的，房地产的利润 是永远保持神秘的。即使远离现实社会，逃到网络世界，依然发现，即使在虚拟世界，越多人脱下假面，就越多人戴上假面；越多人揭穿谎言，就越多人制造谣言。

中国人必须为自己的诚实找到解决方案——2010年两会，66岁的全国政协常委、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主任张维庆抨击官场不正风气，认为作为党的高级干部， 他的底线是在任何工作场合都不说假话，但是，“看条件说真话”。

太诚实是反社会行为？

《文汇报》曾写过一个故事：有陶艺家到陕北的一村子，发现在政府的支持下，村子里的乡土文化遗存特别丰富，处处可接触到面花、剪纸、年画、信天游、民间故 事，连多神教的神像都在新修的庙里被供养起来。但七八天后，消除了戒心的农民突然对她说了大实话——其实民俗早在“十年动乱”后就荡然无存，她所见的都是 一个大学教授带着小组，将陕北各地的民俗搜罗过来，手把手地教给当地农民的——这是一个最美丽的谎言，“连农民腰鼓队穿的衣服都是参照秦腔的戏服复制 的”。

在此时此地，谎言也是生产力。泡沫文化没有带来泡沫经济，它带来的是真金白银：村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上了报、上了电视，每年光旅游收入就有好几百万，几十 年来一直靠政府救济的村子一下子脱贫了。

这条村子发生的故事，有如当代中国谎言体制的一个寓言。“潜规则概念之父”吴思去看中国历史，发现有一个容易产生谎言的体制，“它成本很低，收益很高”， “在这样一个说谎的、收益很高、成本又很低的制度下，从最高层开始，就注定了会出现大规模地说谎”。

“大规模地说谎”的历史文化，让谎言在中国自成一种体制、一种文明。前捷克共和国总统哈维尔说：“假如社会的支柱是在谎言中生活，那么在真话中生活必然是 对它最根本的威胁。”所以，在中国，说真话有时要付出代价——尴尬者如奥运冠军周洋，因为得奖后没有先感谢国家而是先感谢父母而遭批评，后来不得不改口， 将父母的排名从第一位降到第五位；无辜者如西安农民田茂林，在领导视察时说了句“心里话”，就被乡镇干部以“影响领导的情绪”为由，打成了脑震荡；天真者 如哈尔滨小学生才童童，发现有女老师趁监考老师不注意之时给其他学生扔小纸条，事后对监考老师说出所见一切，就被作弊的老师打了两大耳光，外加拳打脚踢。

“为什么一个中国人，稍微胆大心粗一点，稍微讲一点点实话，就要遭到这种命运？我认为这不是个人的问题，而是中国文化的问题。一个人生活在世上，就好像水 泥搅拌器里的石子一样，运转起来之后，身不由己。”柏杨1984年在美国爱荷华大学演讲，就如是说道。

因此，中国的行政文化最重视的是集体性而不是法律性，最缺的是知情权和透明度。哈尔滨因松花江水污染而停水，政府只说“管网检修、临时停水”；阜阳多名婴 儿因为手足口病死亡，医院和幼儿园门口已挂上“怎样预防手足口病”的宣传单，但政府依旧反应迟钝地宣称“确有几名婴幼儿因患春季呼吸道疾病相继夭折，这几 例病没有相互传染联系”——问题是，这些“善意的谎言”都没有拯救这两个城市，人们依旧陷入了恐慌和怀疑之中。

中国人不敢说真话的原因，人际交往的禁忌是一种，政治的禁忌是另一种。但是，谎言放之男女，只是情趣；谎言放之市井，只是小聪明；谎言放之商场，只是假冒 伪劣；谎言放之官场，只是勾心斗角。老公可以对老婆撒谎，但国家不应该对公民撒谎——如果官员只会看条件说真话，如果新闻发言人睁着眼睛说瞎话，公信力又 如何建立？

2008年5月1日，《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对中国人而言，是一个新的坐标。但是，2009年，发改委刚明确表示近期不会上调油价，3天后就又发出通知，柴 油价格每吨均提高400元；2010年，国家统计局称2009年全国70个大中城市房屋售价同比上涨1.5%，就有政协委员说“全世界人民都不会相信”。 时至今日，“70码”、“躲猫猫”、“俯卧撑”依然作为经典的托词广泛传播。

一个国家能扛得住多少谎言？《论语》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在古代中国，“官”与“民”之间的信息传送是单向的，“民”是“愚民”；但在网络发达 和传媒发达的现代社会，不实信息只会带来随时被揭发的风险，封闭信息只会带来更多的谣言。

曾有《清算谎言经济学》一书，揭露美国房地产和股票市场崩溃的真正原因——结果表明元凶多聚集在充满谎言的华盛顿，而不是华尔街。因谎言而能带来的生产 力，是泡沫的生产力；因谎言而带来的表面风光，是短暂风光；因谎言而带来的繁荣，是虚假繁荣。也许，到最后我们会发现，真话才是生产力——无论一个企业还 是一个社会，诚信度越低、透明度越低，运行成本就越高，效率就越低下。

有文章《美国人诚实，中国人爱说谎？》认为，本性上讲很难说美国人或中国人谁更诚实，富裕本身提高了欺诈的门槛，但不能杜绝欺诈——只是美国健全的法律和 信用体系使一般欺诈行为大大提高成本，个人欺诈会导致信用破产，直接结果是：申请不到信用卡、租不到房子、买车买房贷不到款，因此美国人才小心翼翼。

“如果制度改变成了一个民选的政府，变成了老百姓和公共服务的提供者之间的一个交易，那就是一个交易的体制，就不是一个产生谎言的体制。而且在这个交易的 体制之中，各方面一定盯着，你是不是违约了，你是不是诚实地履约了。于是这个体制恰好是一个消灭谎言的体制，一旦你违约，肯定是得不偿失的。”吴思如是 说。

《皇帝的新衣》里的诚实孩子会使得沉默的人、说谎的人有负罪感，要坚持讲真话的成年人，要有挑战体制的勇气。

在充满谎言的生活中，你大脑眩晕，想寻回作为一个“人”的立场和尊严，想说一句真话，但当你先看时机、看场合、看情况，再看对方背景，终于，你不得不放 弃。

中国有一个谎言共同体，所有的人都是共犯。如果一个社会默认诚实背后有潜规则，谎言也就有了语法。如果一个社会自上而下流行着谎言的语法，诚实就成了一种 反社会行为，谎言就成了熟人社会的通行证。

不得不说，被社会规范化的“谎言”早已成了“真话”——说者口是心非，听者心知肚明，以致谎言与真话殊途同归——这听起来像句喜剧台词，但背后潜藏的是中 国社会的文化悲剧。

三、他们生产谎 言，我们伪装相信

“说谎”能够降低统治成本，提高统治收益，能够形成对被统治者内心全面的 约束。这样一个说谎的、收益很高、成本又很低的历史 制度，注定会出现大规模的谎言。

吴思 先后任《炎黄春秋》杂志执行主编、副社长、总编辑。著有《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血酬定律：中国历史中的生存游戏》等作品，引起广泛影响，被 称为“潜规则概念之父”。

采访/胡赳赳

有一种体制容易生产谎言

《新 周刊》：老子说“智慧出，有大伪”。我不知道“伪”能不能理解成“谎言”？

吴思：可以。或者是伪君子，或者是谎言， 都行。

《新周刊》：这就存在历史观的问题，什么样的历史是真实的？

吴思：事实就是，有一种体制 特别容易生产谎言、制造谎言，而且制造谎言是合理、合算的。你看咱们历史上的这个体制：一个皇帝，下面一堆官 僚，面对全部农民，农民信息渠道不通。打天下、坐江山的这个人，不管是秦始皇、朱元璋，还是刘邦，他们必须解决的问题，就是怎么坐江山？最高层的统治者有 两个选择：一个是用赤裸裸的暴力，强制；一个是用说服力，德政。这两者还有不同的搭配比例。单凭着暴力坐江山，这个江山是很脆的，不容易长久，或者说长期 收益不看好。于是就部分采用儒家的那种方式，说服、劝导，让你内心认可。

《新周刊》：然后这又变成统治者的一套谎言。

吴 思：这就是一套理论。如果统治者真的遵循这个理论，它就不是谎言，至少谎言的成分不高。如果他不遵循这个理论，我们就可以说这是谎言。

那他遵循不遵循这个东西呢？他一定不遵循——也不是说完全不遵循，一方面要求你完全遵循，一方面自己不完全遵循。比如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夫义妇听。我的 义务就是你享受的权利，而你的义务也是我享受的权利，咱们俩是对应的。虽然你的权利偏大，我的义务比较多，但是你是君，我是臣，你的责任也大。我认这个 账。这就是儒家的三纲五常，听起来也说得过去。不过在实际上，强势的那一方不愿意受约束，很难甘心就范，也很容易堕落，经常是不仁不慈。很少有仁君，历史 上明君的比例很低。不过，我不仁，不许你不义，不容你不忠。这就不能太讲理了。需要王霸道杂，儒表法里，表面上是儒家，说得很好听，很有说服力，讲究各方 面对应的规范，实际上让你就范，我不就范。我不仁慈还不能让你知道，还要宣扬我如何仁慈。如果有人跟我叫板，二话不说就灭了他。实际上行的是霸道。

你看这个体制，说服力是很重要的，能够降低统治成本，提高统治收益，能够形成对人们内心的约束，对被统治者内心全面的约束。而且，整个的这个体制，还能带 来神圣的、辉煌的感觉。这个说服力是如此重要，自然不能放弃。

具体说来，成本收益如何计算呢？就是臣民自觉遵守规范，成本就是自己遵守规范，以身作则。以德治国的收益非常大，靠说服治国，动动嘴皮子天下就太平了一 半，这笔收益要照单全收。至于成本，以身作则的成本很高，不能照单全付，又要显得全付，甚至超额地付，还不许人家揭穿老底，于是以身作则的成本就转化为暗 自收拾几个人，把反对意见，或者揭老底的人给封喉。至于吹牛拍马的，不招自来，不用操心。在这样一个说谎的收益很高、成本又很低的制度下，从最高层开始， 就注定了会出现大规模地说谎。

谎言共同体的形成

《新 周刊》：第一个最大的谎言就是君权神授，所有下面的谎言都是从这个根上来的。

吴思：说得没错。君权神授这句话本身就 包含了谎言，但这个谎言也是讲条件的。不是说老天一次性永久授权于你，正宗的表 达是天命所归，归于有德的人，不是谁都可以当天子。你有这个德，天命归你。你无这个德，那天命还可以扭转，还可以革命。那你就要伪装有德。然而，恭恭敬敬 地祭祀上天还不够，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天是通过老百姓来看到你感受你的，于是就要对全民撒谎，显得你有德。然后天命就归你，觊觎权位者也死心 了。利益所在，大势所趋，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这是谎言必定出现的制度。

《新周刊》：最后谎言在中国形成了一个谎言共同体， 从上到下基本上每个人都有说不出的秘密，有时撒谎不是为害别人，是为保护自己。

吴思：不乱说，不让人抓住把柄攻击你。

《新 周刊》：我们登过一篇文章，是吴晓波写的，名字叫《钱学森，你的伟大只欠一个道歉》，文章说这个原子弹之父当年写过一篇亩产放卫星的科 学文章——那现在来看这算不算是一个谎言呢？

吴思：他跟毛泽东还有更具体的对话。毛泽东说我看你的文章了。钱学森说，我那个 也是随便写的，有个数据还没算准。毛泽东马上就说，啊，你也 是冒叫一声。毛泽东跟他讨论到这个东西的时候，他稍微含糊了一下，退了一下。即使他算得很准，在理论上不是谎言，但也包含了产生谎言的空间：理论上的可 能，不等于技术所能实现的可能。无论如何，他的那个计算，太阳能按照百分之多少的转换率，亩产就能多少万斤，的确是对毛泽东有很真实的影响。

后来有人问过毛泽东，说你是农家出生，还不知道究竟能亩产多少吗？毛泽东就说，我看过钱学森的文章，科学家都那么说的。——至少钱学森起了推波助澜的作 用。因此他确实欠一个伟大的道歉。不是伟大，欠一个应有的适度的道歉。

《新周刊》：知识分子这个系统里头，如果我们可以分 几类，比如说一类是比较人文的、社科的知识分子，一类就是自然科学、技术类的知识分子， 还有一类是官僚知识分子。你觉得这三类当中，哪一种知识分子更容易生产谎言？

吴思：官家知识分子肯定是。

《新 周刊》：他日常所需。

吴思：对，这是统治的必要，但还要看具体的时代。比如说在毛泽东时代，尤其是1953年以前， 官家知识分子的主观感觉是，他们掌握了真理， 不是谎言。他们信心百倍地去改造别人。而那时自由知识分子是改造对象，很多人隐藏自己的真实想法，说一些违心的话。究竟什么是真理，什么是谎言，在主观标 准上似乎很有利于官方。等到了大跃进之后，谎言破灭，造成了极其惨重的后果。那时候，即使从主观标准上说，官家知识分子也是谎言的主要生产者。但是那时 候，心里明白的自由知识分子照样不敢说三道四，反右之后压力太大。于是他们从另一个角度生产谎言——伪装相信。

谎 言与人格分裂

《新周刊》：后来巴金写《随想录》，说要说真话，你怎么看他的这样一种 作为？

吴思：巴金说了一点真话，他私下说——我忘了在哪儿看到的——说我也就说那么一点儿真话，没敢全说真话。按他自己的说 法就是尺度再宽一点 儿，说得再狠一点儿，就发表出不来了，或者是，出来了也要被掩盖住。这个真话也有一个尺度问题，十分的真话，三分的真话，还是一分的真话？他那个真话能说 到五六分，就算很不错了，比起一两分时肯定进步了。不说假话就是进步。

《新周刊》：容易产生谎言的体制在中国为什么能保持 这么长时间？

吴思：它成本很低，收益很高。这个体制的核心是打天下、坐江山的那批人，要低成本地、有效地行使统治，那他采用 这种策略是非常自然的了。另 外，所谓谎言，无非是说这个统治或制度多么合乎民心。如果这个制度改变成了一个民选政府的制度，变成了老百姓和公共服务的提供者之间的一个交易，那就是一 个交易的体制，当选的自然合乎民心，就用不着编造谎言了。而且在这个交易的体制之中，各方面一定盯着你是不是诚实地履约了。于是这个体制恰好是一个消灭谎 言的体制，如果你违约，还撒谎，一般是得不偿失的。

《新周刊》：生活在这样一个谎言体制里，我自己都有感觉，就是你的人格 是分裂的。

吴思：分裂的可能是这样的：你必须说一些你不赞成的话，你又完全知道它是说谎，可是你还要说，这就形成了分裂。这 样做，你必须处理说谎问 题，把它合理化，找到那么一种内心的、精神上的策略。这是容易分裂的。还有一种状态：虽然要求说谎，但是我不说谎，我就说真话。到了那个必须说谎的领域， 我不能说真话了，我就不吭气了。这也可以不分裂。我走到我力所能及的地方，然后我就站住不动。

《新周刊》：你自己对待说真 话的态度是什么样子的？比如说从不撒谎，尽量不撒谎，还是偶尔撒撒谎，还是怎样？

吴思：咱们得把这个局限在政治问题，就是国 内政治观点，我就是说真话。说不了真话的，不说假话，就是这样。你要说平常，比如问你病好了没 有，明明病着，别让爹娘着急，就说好了。这样所谓善意的谎言，是免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