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死后，儿子写了一本书，叫《我和父亲季羡林》。

这不是一本让人愉快的书，而是背离了“子为父隐”的古老传统，真实的几乎残忍。

在儿子眼里，父亲可不是什么国学大师。父亲只是一个搞砸了自己婚姻和生活，而且把自己的怨气带到家里来的失败者。

儿子宁愿父亲当年离经叛道留在德国女友身边。

“（我们家的人）生活得不那么痛快，每个人都隐忍着，虽然没有争吵，但很冷漠、很灵但。外人看起来融洽，你看季羡林他们家多和气呀，他们看到的是外表，外表一团和气。”

“作为大人物之后，我不觉得是一种什么幸福，或者满足。不是这种感觉，而是一种负担。就连我父亲这笔遗产，我也背着很大的包袱。它对我有多大益处，我现在也看不出来。”

儿子觉得父亲在事业上能得满分，可是作为一个家庭的成员来说，作为一个男人来说，可能是不及格。

季承的“大逆不道”，让我想起另外一位“声讨”自己父亲的大师：卡夫卡。

卡夫卡36岁的时候，终于鼓足勇气，给自己的父亲写了一封长信：《致父亲》。

在信中，卡夫卡将自己几十年来所受的父亲的压抑和盘托出。

在信中，卡夫卡写下了这样的一段话：

有时我想象一张展开的世界地图，您伸直四肢横卧在上面。我觉得仿佛只有在您覆盖不着的地方，或者在您达不到的地方，我才有考虑自己生存的余地。根据我想象中您那庞大的身躯，这样的地方并不多，仅有的那些地方也并不令人感到多少欣慰。

（二）

其实，父子之间一直是一种艰难的关系。一种成长或教育的游戏。

游戏的规则是父母先确定的，在玩的过程中，孩子开始是遵守，然后是质疑、躲避，最终是挑战。

事实上，孩子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父母。无论父母多么爱孩子，而孩子都最终会学会反抗。

在一个家庭的世界里，父亲或许就是那个说一不二的国王。

父亲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塑造孩子，而落实在细节上，孩子可能并不认可。

父亲很容易让孩子觉得自己：这也不行，那也不行。

一个人长大后无论取得怎样的成就，都十分渴望得到自己父亲的认同。这一想法，来源于幼小心灵中深切的自卑感。

为了让孩子走上正确的人生之路，父亲可以漫骂、嘲笑、羞辱、恐吓。

而孩子则因为恐惧，很可能看不起自己，他们不相信自己可以正常地判断。他们不敢自己做决定。

直到很多年，他们成功地远离了父母之后。

有一些人才会发现：原来自己是可以的，原来自己是有能力做事的。

有一些人会发现：婚姻失败的根源来自于之前父母的家庭。

一个高大的，像砖头一样压迫儿子的父亲，对儿子来说，是不幸的。

电视上，有一个成功的家长在点评自己的几个孩子。在国外读大学的孩子就是自己的骄傲，而在国内读书的孩子，只是轻略地谈起。

子女们的成功，都由父亲界定了，只要父亲认可了，子女们就长大了。

有这样一个慈爱的父亲，后面还跟着一个如影随形的界定的力量。

这是一种隔阂，一种无形的奴役。

（三）

今天是父亲节。在中国，谈论一个真实的父亲，是一件不太容易的事情。

因为孝顺，我们不便去细想父亲可能具有的丑陋的一面。

但是如此数落，也非因为我们曾经有过类似的痛苦，而去谴责。

是因为我们现在也为人父母。我们也有机会可能成为儿子们的榜样，或是罪人。

这是两方面的事情。

一方面，我们也是第一次做父母，关于个性成长、身份认同、家庭游戏、角色转换、教育方式、教育结果之间，我们知之甚少。

我们要能放下身段来跟孩子沟通、交流、妥协、甚至道歉，跟随心所欲做恶的习惯说再见。

生活不应该重蹈覆辙，我们和孩子之间不是一场相互忍受的游戏。

另一方面，我们真正长大了，重新跟自己的父母达成和解：改善某种艰难的关系。

正如卡夫卡所说：

用您的爱唤醒您父母身上已经处于消亡中的东西。不论他们怎样打您，怎么不公，您都要爱他们，重新引领他们恢复公正，恢复自尊。

您必须像对待两个迷途的人那样，用您的爱把您的父母扶起扶正。你一定要这样做，就像我们大家一样。否则，我们就不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