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故乡的两个朋友谈起

一

建始是我故乡鄂西山区的一个县治，因山多田少，以出玉米著称。一方玉米也养一方人，除开我所熟悉和敬重的一些朋辈之外，数得出来的前辈高人，国军方面有吴国祯，共军方面有韦君宜。前者是精忠报国素推民主的文官，后者是迷途悔悟终讲真话的文人。一个穷荒小县，能在国共两方走出来这样两位读书明理的男女，建始乃至鄂西的后学我辈，皆与有荣焉。

一个地方出不出人物，端赖一个地方文化之传承和文风之养成。吴韦两君皆少小离家，老大未回，不敢说该乡的道统与他们有何牵连，但流风余韵往往则埋存在大地之上，无形的滋养着代代苍生。

文革结束三十年来，我与建始的写作者，有过千丝万缕的关系。按下其他的不表，这儿先说说“二龙”――两位姓龙的朋友。之所以拿他们来破题，一是因为有些夙缘，二是因为偶然看了他们的博客和他们在自个故乡网站的发言。由他们的文章和跟帖，我看见了我内心深处真正感到惊觫的东西。我在想，是什么样的土地和文化形成了这样两个可谓优秀却又截然不同的人呢？他们于我，曾经那么熟悉，但睽隔许久之后，仿佛又完全陌生。想到他们分别代表的是我的故乡甚至祖国冰火难容的两种青年，念及我与他们曾经的因缘，遂决定也来探讨一下他们正在关注的话题。

二

先按时间顺序说说大龙。大约是1983年吧，那时我们的剥枣诗社正有些轰轰烈烈。一日，我的师兄邱来信，很郑重地对我说，他的建始老家乡下，有个穷孩子非常喜欢文学，天赋在他看来不错，只是母亲去世，父亲再娶，家道贫寒，有些不容于后母。邱兄说这个青年要拜他为师学写诗，他实在教不了诗歌，只好转托我帮忙带带。我说相去甚遥，如何来带，邱兄说他可以到你那里去打工学习。我心生悲悯，就说那就来吧。

那时我是利川教研室刚刚工作两年的新人，每月工资好像是57元，有一间单独的寝室。没过几天，就见一个比我略显粗壮的农村青年背着一个破旧的被子敲门进来。他要叫老师，我说人之大患在好为人师，你还是叫我哥吧。于是，此后我就又多了这一位异姓兄弟。

那时的就业打工没有今天这么多的机会，我准备不足，无从介绍，只好先留下他和我同吃同住。初出乡野的他，很纯朴也很木讷，读书写作都十分勤奋。那时我的藏书很多，诗社又频繁活动讨论，我也都要他列席参加旁听。是否于他曾经有过裨益，我却未尝问过。他特别喜欢写诗，我倒是确曾奇怪过――一个乡下刚刚毕业的中学生，何以会喜欢上这种百无一用的东西？

他在利川大约呆了一年，诗歌我看是渐入佳境，人也在苦难中变得成熟起来。后来他回了建始，偶有音问。待我进入武大时，他来信告诉我，他已经因为写诗、发表作品，被文化馆聘用了。还参加了少数民族笔会，获得好评等等。我记得清楚的一句是――谢谢你当初教我作诗先做人，在会上没有人能够看出我是一个贫苦的农村青年。

他能因为诗歌而改变命运，我自然感到高兴。我相信他的草根身份和底层经历，能够使他写出更有深度和力感的作品。家乡的诗歌精神，能够代代相承，至少不负我辈的努力。

三

离开恩施二十多年来，虽然偶尔还乡，但基本与本地的文坛失去联系。只是听说当年的一批朋友，大多成了州县的文官。在那片仍然遥远和贫困的土地上，是否还有人在写作抑或行吟，我却完全无知。我只是清楚当年诗社的同仁，多已搁笔。

我常常以为在21世纪的物资主义运动中，诗歌精神已然绝迹。连我等当年的诗疯子，都已经学殖荒芜，新生代的网络青年，还会去热衷和思考这些无补于世的玩艺吗？在我有限的视野中，那些年看见的似乎只是苏家桥孤独的背影，神经病一般飘荡在恩施的花街柳巷；还在酒杯和书丛中独立思考和梦呓般写作――而他几乎是从来不投稿的。

完全是一种偶然，我在2004年发现了清江社区和杀手龙。他刺进我眼球的是一系列针砭故乡文坛的嘻哈文章，因着一些朋辈的名字，我开始重新关注起恩施的人文来。

我得承认这条龙的出现，令我当时有些惊异――恣意狂放的文笔，腹笥不空的学养，剑走偏锋的思索，刻薄阴冷的幽默，都让我耳目一新。当然随他一起出现的还有许多名字，都让我大吃一惊。我确确乎没有想到，原来“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在我的家山，竟然悄悄生长着许多远远超过当年我辈的读书种子，默默无闻地自开自谢着。

我是一个好奇而又喜欢结交的人，以后的回山得以和这批网友喝酒，成了我这几年隐秘的乐趣。而杀手龙的活体展示，则与纸本上的形象大异其趣――在现实中他反而寡言，偏激而缺乏幽默，但为人分寸得体，并非咄咄逼人那样的狂飙青年。

我渐渐知道他原来出身于建始的官宦人家，名校毕业，且身在法院。散淡的天性和执着的理想，使得他在现实中感到郁闷。我仿佛看见当年的我在利川县委大院时的愤怒和彷徨――一代一代相似的梦啊，驱赶着我们去改变命途。

他说他想辞职，想出来打工，还想考研。已然被生活搞得近乎世故的我，只能说――你自己想清楚，公务员在今天并非一个易得的饭碗，轻易打碎你是否会后悔。你只有把今后想到最坏之后，再来做决定。我也只能在你自己的决定之后帮你。

之后他毅然递上了辞呈，来到京城，也许从此踏上的也是一条不归路。

四

我是因为清江社区才开始成为网络中年的。在某种程度说，也是故乡的这些青年才俊，重新使我开始从厌倦的商海回归文学。我学着使用电脑，学着上网阅读浏览搜索，学着重新关注社情民心。我为这种奇特的民间媒体感到激动，为终于可以越过封锁看见一些人间的悲苦和嚎叫而兴奋。但是，很快我又失望而内心悲凉了。

我倒不是因为网警，因为删贴，因为词汇忌禁而失望，对于这样的国家管理手段，用鲁迅先生的话来说――我向来不惜以最坏的恶意来猜度。我是在国内一些颇具影响的论坛上，看见了太多恶心的争吵，双方往往彼此对骂左粪和右粪――这是对所谓愤青的简称。我在一些宏大主题的叙说中，看见的是一代【部分】人的恐怖内心。我试着分析他们的年龄和教养，我感到某种透心的冰凉。

前年我向余世存讲述我的担心――为何当今的青年会有那么多的人，成为原教旨一般的民族主义分子？而这样的思想和情绪，纵观全世界，都是恐怖主义的温床。从希特勒到本拉登，无不是产自于这样的思潮和土壤。我们这个国家究竟是怎么了？89以来的爱国主义教育和稳定大于一切的实用主义教育，难道就是为了给人类提供这样一批未来的主宰？

余世存笑道――你不用忧虑，事实上更多的青年不是这样，只是许多人不愿站出来和那些极端分子对搏而已。而那些人除开兼职打工的外，真正冥顽的也不多。就是西方也有新纳粹分子，这个不足为奇。倒是你的平辈中人，即使是那些并未享受到社会福利甚至还颇受制度之苦的人，他们也是专制的拥护者，这才是可谓怪哉的现象。

世存的身边有不少的年轻朋友，我想他比我更接近社会，他的说法应该不无道理。果然我回头来和我的一些多年老友，故意交流对当今中国、社会、人物和制度的看法时，我感到了更大的悲哀。我发现许多可以割头换颈的哥们，其实你并未深入他的内心。一旦话题触及政治，往往可能当下翻脸，割袍断交。政治观念真是一个可怕的问题。为了不让故交反目，我后来在老友中规定，酒场不谈政治。如果要结交新友，先试探三个问题――对毛邓、对美日、对台湾的评价和态度；如果没有共识，那就当个熟人，不得以友道论之。

五

人类社会假设从直立人开始算起，能够走向今天的文明，大抵是经过了这样一些阶段的――从采集到渔猎到游牧到农耕再到工业时代，再然后进入今天的所谓信息时代。老毛曾经说【大意】――但凡有人群的地方，必定有左中右。我想这个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属于废话似的真理。

假设按照左右的最初定义――左代表激进，右代表保守。那么我相信在初民那里，左派是人类得以进步的一个主要群体。试想我们的老祖宗都还爬在树上依靠野果生存的年代，其中几个激进的说――老子们不能完全望天收地过日子了，得下去搞一点肉食――走向渔猎，是一件危险的赌博，一定有右派出来反对说――还是呆在树上安全，虽然吃不饱好歹还是社会稳定。【让全国吃饱是至今我们的领导都唯一感到满足和自豪的事情】很显然，激进的左翼初民最终改变了人类的走向，否则我们还像非洲某些土著一样，至今还依靠香蕉在生活。

但是要到人类学会开圆桌会议来议事的时代，才真正有了左派右派的名称。这两个名词的诞生，绝不仅仅是为了对两百年世界史的叙述方便，几乎除了革命、战争这些动词之外，这两个名词所隐含的血腥，几乎超过了一切。从法国大革命到十月革命到中国革命，我们看见无数左右的屠杀镇压和整肃，大地上白骨如林，血沃劲草，却总难看见开出人性中和的花朵。即使是官方钦定的党史，也无法回避和掩盖这些惨烈的往事；如果不许使用这两个名词，我看这个党史是难以成书的。

六

政党有左右之别，党内有左右之分，这似乎都不是怪事。共产主义运动从一开始，就被世人目为左翼运动，因为它提倡激烈的革命，希望通过斗争和暴烈的手段打破人类数千年来累积形成的旧制度――这种理论和号召，毫无疑问会被保守的人们视为激进的左翼。

左翼有问题吗？为何鲁迅的时代，许多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会加入左联？为何罗曼罗兰访问苏联会大加赞许？为何萨特也会一度成为左翼阵营的领袖？我相信，在一个极端不公的时代，左翼代表了一种人类理想和激情；左翼渴望在尘世建立天堂，渴望强权干涉世道用以抵达公正平等的社会。这，似乎没有错；我们人类如果不是在一种理想的引导下，如果不是一直有梦，我们能够获得今天的文明吗？

那么右翼呢？那些珍视生命酷爱自由的人们，他们坚守天赋人权，坚守人类自然形成的价值观体系，他们反对一切暴力和侵犯，完全敬畏甚至听凭星空和良知的引领。他们难道有错吗？

如果人类没有这样一些分子在为我们坚守底线，那这个世界又将变成什么模样呢？

建党以来，中共几乎都没有停歇过路线斗争，时而反左，时而反右。在他们过去的辞典里，左倾代表冒进，右倾代表投降，似乎都不是什么好事。但是人类有中间道路可走吗？综观历史，那些所谓的第三种人，那些折中主义者，那些中庸调和派，几乎无不是左右不逢源，两头不讨好，最后首鼠两端进退维谷，死得更惨。

人生在世，无法不选择一个基本的立场；所有临歧彷徨的人，最终只会无路可逃。世间难有左右兼顾的好事，那么对此歧途，我们终该何去何从呢？于是我们需要重新来检讨一下今日社会的左右之别，重新来厘清左右是怎样演化出今天的怪胎的。

七

左翼的所谓革命运动在中国近八十年的历史，究竟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撇开前三十年的战争不谈，后五十年我们人民得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和社会呢？涉及这种评价的时候，我相信多数人立刻会出现巨大分野，观点之间相去霄壤，冰火难容。

左派会说――我们得到了国家强盛，民族独立，社会稳定，人民安康。

右派会说――国家强盛仅在兵戎，与民争利造成国富民穷；民族独立而个人被奴役，人权仅只强调生存权；社会稳定依靠军警宪特高压维持，乱象频仍；人民安康只是少数分赃者的福禄，底层百姓的幸福指数跌至低谷。

在中共的政治话语谱系里，左，一向代表革命和正确，除非极左；右，从来代表反动和落后，如果极右，更是敌人。所以历来的干部群众会说――宁左勿右。

有趣的是，关于左右的分际和定义以及评价，在近二十年的官方辞典中，竟然出现了颇资玩味的变化。邓公南巡时强调――我们今后仍然要反右，但主要是要反左【大意】。左不是代表革命和进步吗？为何还要被主要提防和反对呢？

尤为搞笑的是，在今天的大众语系中，右，代表了激进派，左，反而成为了保守派。右主张激进的改革，迅速融入国际社会，顺应民主潮流，实行多党政治，结束专制社会。左则拥护一党独大，政权集中，民权限制，贫富均匀。右翼的主张里暗含了革命的本意――非暴力的对政体进行更换；左翼的主张里，却隐含的是反革命【反对革命】的意愿，是要继续维持这种国家、民族、权力和财富的大一统。

左右两派的存在，不仅在政坛，也不仅在民间，连我们素来认为是在担当社会道义和良知的知识分子阵营，也一样沟壑井然。所谓的新左派和自由主义之争，已经成为学界十几年来的一道奇特景观，彼此的攻讦也不免上到人身。究竟是什么使得我们要如此分化呢？

八

就像右翼有温和右派和激进右派之别一样，左翼也有这样的分类；没有一个阵营是清一色的同志。比如一个人对你大骂腐败政府，痛恨单位领导，你千万不要轻易相信他就不是极左分子――要看他的思想谱系。

一个左派【或者右派】是怎样产生的呢？好端端的一个人，为何会迷路于一些常识教育，成为一个极端主张分子――这是我多年以来一直感到迷惑的问题。对于那些体制的受益者，他们渴望维护某些原教旨的什么基本原则，这我不难理解。但是对身边我所熟悉的一些朋友，他们自己还在水深火热之中，何以也会产生一些奇怪得离谱的理念呢？这里，我就试图对一个前面所说的――大龙，来作为一个个案分析，看是否能找到答案。

首先得说，在此之前，我已经二十几年没有读到过他的作品了。我认识他的时候，他还远远谈不上有什么左右倾向。前几年偶然听说他的诗歌业绩，也无暇找来拜读。最近更偶然的在网站看见他的名字，跟着进了他的博客，首次被一首诗歌吸引，然后跌破了眼镜。

这是一首悼念萨达姆的诗歌，主题是仇美，连带歌颂本拉登。我不忍心引用那些诗句。之后我抱着不相信的态度，再翻阅了他几篇文章――建议何时攻打台湾的高见以及赞扬邓小平理论的时评。

坦率的说，类似的东西在网上很多，我常常都是一笑而过；但他也在这样写作，确实让我感到了一种刺痛。我一直以为诗歌是神圣的事业，诗人要代表社会的良知和人类的理想，即使做不到这样，你就只愿当一个爱情的夜莺，天天为儿女私情哭泣也行。但是，如果你去赞美恶魔，这，多少让我感到不可理喻。

我何以这样说？他为何这样写？此中的原则和原因何在？兹事体大，只能慢慢道来。

九

首先说他为何要这样写――沉痛悼念萨达姆――这是连中共都不敢也不好意思做的事儿。那么一个远在鄂西山里的所谓诗人，何以要怀念和惋惜这样一个中东的独裁者呢？难道他真的了解那个老头吗？真的感受过他给世界人民带来的福利吗？不，我不相信。

事实上，我可以说他对这个人的平生恶迹几乎毫无了解――从他的诗句说，你仅仅因为反击谋杀，而杀了百十来个什叶派人。就可以看出他对老萨的“丰功伟绩”太缺乏认识。那么，他之所以在不明真相的时候还是要选择赞美，其实是因为他仇美――这样一种情绪使得他要去歌颂这个世界任何一个敢于出头反美的人，不管这个人本身是个什么东西。

那么我们要继续问――你为什么要仇美呢？是谁告诉你美国是个造成你痛苦的国家？你的房地产被侵占【他另外的投诉】难道是美国人的阴谋诡计？我不知道他如何回答。遥远的美国跟你前世无怨后世无仇，你为何要诅咒他而不惜选择赞美一个多数健康人都反感的恶魔呢？

我知道多数如他的中国人，其实诞生这样的好恶，是来自于若干年来党的宣传的潜移默化――几乎从我们成长开始，政府就用一种天天耳语的方式在告诉我们――美国是我们潜在的敌人。于是我们慢慢就习惯了这样的思维，即使连政府现在都转向不公开骂美国了，人民的记忆还暂时转不过弯来。关于如何认识美国，话题太大，回头再说。

我们不幸生活在一个信息不对称也不公开的时代，我们能够获得的绝大多数信息，都是国家通过唯一的官方媒体，给我们实施的新闻配餐――执政党认为这样的配餐有利于人民的身心健康。你不要认为现在有了网络，我们获得的信息就是公正公开的了，我们依旧获取的是被过滤后的消息，只是聊胜于过去的完全封锁而已。

具体负责配餐的部门叫宣传部，宣传部是哪个发明的呢？是希特勒。全世界目前仍然保留这一伟大发明的国家还有哪些呢？还有中国，朝鲜等。民主国家是不敢袭用这个部门的。比如说美军打进伊拉克，这一事件太大，不能不报道，如何报道呢？那就是宣传部要配餐的了。鉴于我们和美国的官方关系和反恐的一致立场，以及我们需要美国在台海问题上的原则和斡旋，我们不能公然在官方媒体上去谴责美国是“入侵”。但是，美国的口号是反恐反独裁和解放伊拉克人民，理论依据是人权大于主权，我们的媒体如果认可这样的战争的话，那就意味着同意民主阵线可以跨国干预别国独裁――那我们的处境就有问题了。

反对不妥，赞美不行，于是我们就只好貌似公平地选择性地播放一些别国电视台拍摄的镜头。这个选择就是宣传部的学问所在。比如说伊拉克人民夹道欢迎美军入城的镜头，那是肯定不采用的，伊拉克人民为掩护美军被炸死，那更不能播放。当然，直接把那些成天爆炸自己人民的游击队当正面英雄来歌颂的镜头，也不会拿来播放。于是，我们看到的就多是伊拉克的人民，因为外力的干预，民不聊生的镜头，还有英美联军虐俘的镜头。产生的效果就是，我们无数血气方刚的青年，更加热爱我们的祖国，更加反对美国的干预。于是，我的大龙兄弟，即使在故乡受政府欺负，他仍然觉得比假想中的美国人来欺负要好，要容易接受。

十

近年来由于陈水扁的台独腔调很高，大陆青年呼吁攻台的人群也日渐风起云涌了。道理不外乎我们政府的口气也很强硬――你即使说一点过头话，政府反正也不会追究。不信你反过来去天天说攻打朝鲜试试。

在这样一种极端的爱国主义情绪裹挟之下，我看见无数个大龙兄弟，以民间军事专家的眼光，开始为政府献计献策――何时打，如何打，动不动用核武，如何利用美国内忧外患的时候开打等等。我看见这样的言论，就想起一位前辈写过他小时候认识的一个爱国老文青，每天在酒馆里研究，中国强盛的政府配套人员应该是――他开了个方子――总统是尧舜，总理是诸葛亮，陆军总长是林冲，水军总长是李俊等等。呵呵，幸好我们的政府还没愚蠢到真正采信这样一些药方的地步。

打台湾的逻辑是什么呢？是因为阿扁和几乎过半的台湾人民要独立；独立为何要打呢？是因为那块地方是我们认为的祖国不可分割的领土。那人家为何要独立，为何不愿回到所谓祖国的怀抱呢？多数攻台的口头英雄可能会觉得那就是阿扁在发疯。

澳大利亚和加拿大都是英国的殖民地，也曾有人号召独立，经过全民公决，结果是人民愿意选择继续留在英联邦，于是至今他们的领导还是个总督，自愿接受女王的封赠。台湾和咱们还真是同文同种的兄弟，人家咋就不愿回到娘家来和你大哥一起过呢？

要统一，大家都自愿，当然是好事。但大家要清楚，国家和土地是人民的，任何一个党派和政府，法理上都只是人民委托的一个物业管理公司，你不能要求物管公司命令我们住户去攻打隔壁的小区――你说那个小区也是我们这个开发商开发的。

统一难道就没有文统，只有武统了吗？假设下一届台湾政府是国民党组阁，小马哥提出可以统一，但是我们回到国共重庆谈判的起点来谈统一，不知贵党和那些主战勇士如何回答。重庆谈判的时候，中共处于弱势，那时的老毛还是热爱和平的，希望老蒋能答应搞一个联合政府。当年那种主张多么美好啊――政治协商，多党共存，军队国家化，新闻自由……这都是你们共党老祖宗的理想，我们现在重返重庆谈判来统一，你们为何不愿呢？

政府不愿自然有他的隐私，那么你作为一个文人，一个你自认的读书人，你为何不愿呢？如果这样统一了，房产局还敢欺负你吗？你的写作还需要写那种粉饰现实的作品才能发表吗？你还会用半生的努力去要争取一个城镇户口或者一个文化馆编制吗？

且不谈武统的法理依据，单说做人的常识。一个房产局依仗政府强权来欺负了你一个公民，你都深感不悦；那么一个政府凭借武力去杀另外一些不想和你搭伙过日子的同胞，你就觉得快乐吗？

所幸我们的政府暂时还真不敢采纳你的锦囊妙计，如果开打的话，假设政府跟人民商量――支持武统的人，每家加五万税负，献出一个儿子，我不知道诸位愿不愿意，反正我是不愿的。

当年台湾清华大学的校长，针对国民党杀不杀陈水扁吕秀莲的问题时，向蒋经国进言说――血流进土地，再也收不回来，而我们还将在这片大地上继续生存下去、、、、、、

是啊，我们子子孙孙还将在我们的祖国生存下去，这个祖国，并非一党一姓之天下，她是我们所有人民的土地。

十一

以前有人问我，如何看待阿扁，我得说――我也不太喜欢那种喳喳哇哇的样子，假设在生活中遇见类似的人，我一般也不会和他成为朋友。但这，仅仅是个人的爱憎和好恶而已。如果论及观念，我也顶多觉得这哥们作为一个华人政治家，太狭隘，太本土意识，缺乏伟大的胸襟【后来证明，还太贪墨】。

问题是这样一个人是从哪儿冒出来的呢？民进党可不是一年两年诞生的，早在台湾还是一党专制的时代，他们就成为了反独裁的英雄。而且更可笑的是，当年的大陆政府，是把他们当作国民党的敌人而曾经引为自己的朋友的，甚至还有过一些秘密的支援。

他们为了推进台湾的民主运动，随时坐牢，随时面对被镇压的危险。蒋经国和国民党的雅量容忍了他们，台湾人民能够结束所谓的剿匪戡乱的军政时代，要感谢他们。所以，当李登辉时代终于决定和平改变台湾政体的时候，人民出于对国民党过去的积怨，立即选择了民进党，选择了陈水扁。

中华民族有史以来，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民选总统诞生了。这是必将刻进历史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在那一刻，所有的“蒋家军”全体宣誓从此之后效忠“国家”，不再是一党一姓的武器；整个台湾没放一枪一炮就进入了民主时代，这样的政权递交，我们的历史何曾有过。

民主播下的是龙种，但头胎可能收获的是跳蚤――这不是什么可怕的事儿。只要民主这个体制形成了，它就会自然产生纠错功能。但我们不能因为初生的不完美，就直接扼杀这个母亲。我们应该尊重台湾人民自己的选择，他们已经生活在一个信息多样化的自由时代，政客的一切优劣对错，都在他们的监视之下。相反倒是我们还处在一个信息配餐的年代，我们怎么好意思根据我们的媒体提供的那些资讯，就去天天诅咒别人呢？

我反对台独，是因为他完全不想推进和影响大陆的民主进步――同为中华民族，他懒得管你的闲事，你们爱独裁爱民主都与我台湾没什么关系。对此，我也只能认为他们没有一个民族的伟大政治情怀。不过，万一要独甚至已独，我仍然反对武统――我不愿看见无辜百姓子弟的血，成为一党天下的牺牲品。更不愿看见武统的硕果是让更多的炎黄子孙，走向被奴役之路。你是一个天大的爱国青年，我也只是想问一下――你是愿生活在一个可以自由在广场上演讲和咒骂总统而不获罪的地方，还是想生活在根本不许你在广场演讲的地方？就算是你要反台独要武统这样的“爱国”演讲，你有本事到天安门广场去吼一嗓子试试。

我总认为，这些东西常识就能判断是非，为何我的很多弟兄朋友却是另外的选择呢？

十二

党内历来也有左右之分，当然历来主要是右派吃亏。涉及路线斗争的那些大人物此处不表，先说说近些年我们所熟知的一些人物。

文革结束以来，极左的“红旗五哥”应该要算邓力群这个老头。他是80年代的中宣部部长，领导过“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两大运动，国外媒体戏称他为“左王”或者“棍王”。延安时期他当过老毛的秘书，私受过一些独传心法。

就是这个主儿，终于90年代下课了，因为看不惯改革开放，于是邀约了几个他的得意哥们――著名中学语文课文作者刘白羽、魏巍等，主办了一个唤作《中流》的杂志――顾名思义，他们想当中国历史的中流砥柱。

这个杂志我曾经戏称为“唯一可以代表中国还有出版言论自由的象征”――因为他们一伙退休党棍，天天在那里骂当朝领袖，时时怀念先帝爷的恩德。按说这样一个符合很大一部分基层民众愤世情绪的刊物，应该有很大的发行量吧，但是我看到的仍然是门可罗雀。由于他已经无权像当初可以拨款赔钱办《红旗》杂志，于是一群爷们也只好自己解囊。又因为几位爷的资历级别，虽然话语难听，上面还是只好容忍。

我是这个怪胎杂志的读者，我像阅读一本幽默漫画刊物一样，时常被他们逗得愁眉顿开。我抱着好玩的心态试看当朝对这个极左阵地宽容到什么时候为止――我知道要是谁来办一个类似这样的极右的杂志，那肯定是要去吃“牢饭”的。果然，前些年，这个老邓看见他们的清言无法影响当局，干脆写了个致中央的万言书，也学社会上的“危险分子”要发动一批老干部搞签名运动――整个手法简直和民运如出一辙。这下当局实在崩不住了，干脆把他们的杂志封了。可怜的邓老四处游走，强烈要求言论出版自由――仿佛刘少奇当年举着宪法要求人权的样子――他们都忘记了，这一套棍法，他们正是始作俑者。

更为搞笑的是，前年我听说邓老终于费时多年闭门发愤写了个自述，到处投稿，竟然没有一家出版社敢采用。他终于知道自己创立和维护多年的“管制”的滋味了，一气之下，只好自费印刷，到处营销送人。如果按现行法规，他这叫非法出版，也是可以被捕至少也要罚款的。好在现在他所反对的中央，确实在追求所谓和谐的趣味，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没跟他较真。

什么叫作茧自缚，什么叫自作自受，我在这个前宣传部长的身上，有趣地看见了极左人物的炎凉身世。

十三

至于当朝人物的左右鉴别，事关政局和宦途，不是我辈草民可以言说的。我这儿可以举例的仍只能是拿离开神坛的老干部说话了。

我们尊崇的前辈有“二李”――一曰李锐，一曰李慎之。李锐先生曾经是毛的秘书之一，在庐山会议时被清君侧，文革结束后当过中组部副部长，在耀邦先生手下，为千万个蒙冤的人们平反，可谓积德深厚。这样一位年轻时投身革命后来也位极人臣的干部，在晚年奋笔疾书，不仅写出了《庐山会议实录》这样名垂千秋的史著，还不断以文觉世，上书建言，挑战着集权政治的铁幕，并力所能及的保护着无数后生忠良。

李慎之先生曾经是周恩来的外交秘书，后来是社科院的院长，89因为反对当局而辞职。1999年以一篇《风雨苍黄五十年》让中外朝野震惊。

这几位前辈都是高干，是追随共党一生的忠烈之士。他们爱党，更爱这个我们叫着祖国的土地和人民。在一个真话缺失的年代，是他们站出来在向民众揭示真实。正如《茶馆》的台词――他们爱大清朝，他们怕大清朝垮了，他们才秉笔直书。

迅翁在《中国的脊梁》一文中曾说――我们历代并不缺乏这样一些舍身请命杀生求仁的勇士，正是这样一些人构成了中国的脊梁。

毫无疑义，他们是党内的右翼代表。即使在反右运动结束五十年之后，这些右倾的老人，依旧要受到压制。只是在一个后极权时代，他们不再有流放之虞了。

十四

真正的民主社会，一定是左中右并存不悖的，我并不认为今日之左派，就一定是愚妄不堪的。就是在大致可以划到左翼阵营里的人，其中也良莠不齐，甚至泾渭分明。反之，右翼群落也一样不免自相矛盾。

这是因为现实中的人，都充满了各种自我冲突，甚至人格分裂。比如我在政治思想上，有可能偏向右翼，但是我在文化方面，又可能趋于保守主义。人是矛盾的统一体，人的思想也都在进化之中，一个昨天的左派，他可能在今天成了极右。还有更多当年打成右派的人，晚年反而变成了极左――这都是我司空见惯的事。

我把左翼分为三类――权贵左派，新左派和草根左派。权贵左派是指那些过去和现在都曾经或者正在享受专制制度之恩荫的一伙，他们是这个社会的受益者，他们拥护并尽量要维护这样的特色社会，自然是事出有因的。无利不起早，这是可以想象的人性之常。

草根左派是一个奇特的现象，一般由80后的青年组成，但也不乏比如大龙这样的中老年群众。其中的多数在我的考察中，往往还是生活在底层抑或边缘社会的。他们并未真正享受到权力阶层的分赃和所谓的社会主义优越，但是他们却是最极端的“爱国者”。他们似乎并不在意个人在社会中的权利，却对许多抽象的比如民族、国家等概念充满神往。你还不能说他们是在讨好当朝，因为他们的许多说法，是连当局都不敢甚至也畏惧的。30年代的德国也曾有一批这样的“理想主义”战士，后来构成了盖世太保的冲锋队。

新左派是由左翼之中一批还算读书讲理的人构成，我素来保持几分敬意。他们也对这个社会不满，看到许多不公的社会现象和人间悲剧，但他们多数时候认为是自由主义经济带来的。他们是关心底层民众的，但是他们似乎也认为国情不适合民主，甚至需要更强权的中央控制和计划经济。他们渴望在这个制度之下改良社会，比如要通过国家强制手段来调整贫富差距等等。无论动机和主张本身，我都相信他们是心怀善意的，因此他们往往也两头不讨好。

眼前的政府并非真正的喜欢左派――老邓说过，这是要主要预防的对象。因为很多左派的主张实际陷政府于为难――比如你天天闹着要打富济贫，要解决农民的医疗教育和国民资格等等，当朝也不好办。谁是富人，他们比你心里更清楚。又比如你天天嚷着要去收回钓鱼岛，要去抵制日货，政府就更头疼。你哪里知道我们跟人家日本的“友谊”渊源，没有日本能有今日之天下吗？

哪朝哪代都怕太爱国的青年，但又不能不要爱国主义，这就是个两难。

十五

无论左右思想倾向，在我看来，多数还是与人品无关，但是多少与所受教育和生活道路相关。左翼人群中的个体【比如我的老朋友中的多数】，在生活中可能是一个很朴实的人，也讲究基本的公义和道德。他们对专制的拥戴，对大一统国家的膜拜，仔细看来，近似一种宗教。类似宗教的情怀，你是没法用逻辑和道理去改变的。就像一个藏民，他要把一生的血汗积累，拿去捐献给寺庙，在一个外道中人看来，确实是难以理喻的。

而右翼群体中的多数，还有可能是这个社会中的中低层受益者――也就是说，他们并非在这个制度下难以生存，才要求改变制度。甚至还有少数人，是今天右翼经济政策的权贵合伙人，是20年改革开放的分赃者。但是他们一样要主张变法――这让多数草根左派不理解――你们凭什么端起饭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我的解释只是，因为他们和我一样，相信个人的权力和自由，远远高于所谓的生存权。他们也许因为阅读，因为交际，多知道了一点被遮蔽的历史真相。他们还残存一点正义感和理想，不满足于自己的吃饱喝足，还渴望所有那些不知名姓的穷苦百姓也能不被奴役。

近代以来的各国变法和革命，鲜有真正意义上的陈胜吴广似的草民来发起；多数时候是在旧制度下仍能优裕生存的人在引领。就拿中共来说，最初的所谓领袖，哪位是穷人和读书甚少的流民。再往前说，戊戌变法的主张者都是上层，倒是那时的草民最拥护皇帝，最爱大清朝，最怕朝廷倒了吃不上皇粮【虽然恍同隔世，又仿佛就在今日】。俄国的十二月党人革命，全是贵族子弟，甚至皇亲国戚。我只能说，人类中总有一群儒家所谓的君子，永远在“忧道不忧贫”，永远在追寻天赋人权。

十六

行文至此，秋气渐深，而我的内心也已开始呈现某种悲凉――我们这一代人也正在步入各自的秋天了，而我们这个无法选择的祖国，却依旧未能走出“历史的三峡”。甚至江河横流，还无法确知其左右走向。

现实的状况是经济政策向右――权力和黑金勾结，一场末世的分赃盛宴早已开始，而更多的农民背井离乡，成为新的奴工。政治方针向左――一家通吃的局面坐大，公民权力的钳制在暗中收紧，意识形态的掌控日渐森严。

这些还不是我真正感到惊觫的，因为每一个王朝的更迭，都不免有类似的末日狂欢。但是假若某一天所谓的民主真正降临，假若我的弟妹子侄还多是大龙似的思想和主张，那我确实担心，未来的中国式“民主”，带来的竟然是一种“暴民政治”。那才是历史给我们民族，又开了一个巨大的玩笑。

不过我多数时候依旧还是一个乐观的人，我相信许多人今天所秉持的“专制迷信”，只不过是当今这种宣传配餐制的后果――他只知道这么多。就像当初多数人对老毛和斯大林的崇拜，如果你渐渐给他还原真相，他难道完全没有是非善恶的鉴别能力吗？我不相信我的大龙兄弟，假设某日也成为了黑窑的奴工，他还会向总参天天写信，建议何时攻打台湾――除非他希望让台湾同胞来替他当黑窑工――假设是这样，我只能认为这是一种人性的恶了。

另外我同样感到乐观的是，还有无数杀手龙这样的青年，哪怕他们从嘻哈疯癫开始，他们至少知道了什么是应该被嘲弄的对象――而这一切，不过只是需要读书明理而已。

在我以戏谈方式开始探讨这个左右分野之时，这个世界正在继续为这个问题动乱和挣扎。我不知道这个世界还将为左右的前方，付出多少生命。小到一个酒桌上的反目，大到一次街头的巷战，都可能是在朋友兄弟之间展开的肉搏。

而我，也只知道一点心灵的方向而已。就像加缪所说――在月光下，世界始终是我们最初和最终的爱；在痛苦的大地上，它是不知疲倦的麦草、苦涩的食物，是大海边吹来的寒风，是古老而新鲜的曙光。在长期的争斗中，我们必将和这些事物一起，重造这个时代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