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哥是20世纪60年代来到这个南方城市的。他年轻时游手好闲，又爱阔绰摆谱，偏生在一个穷家，结果就做了扒手。有一次失手，被警察捉住了。在关着的那个夜里他逃了，一路流浪，最后到了南方。他是不敢再偷了，就做了个鞋匠。他并没学过修鞋的手艺，可这实在也不是太难的技术活，他边干边摸索，总算在这个城市立住脚了。

那时候，城市的外来人口还很少，即使有，也都是外地分配工作来的。季哥想成门亲事，可那些端铁饭碗的姑娘，哪有他的份儿。外来妹倒不是绝对没有。巷里那个烧饼摊，就有个姑娘。他每天早上都去买烧饼，就和那姑娘熟了。季哥人长得帅，那姑娘对他好像有那么点儿意思。但就在这节骨眼上，有人给季哥介绍了个媳妇，是巷里的诸家。诸家老两口，季哥认识，都是普通朴素的工人。他们有一个女儿，有点痴呆，走路是斜着身子走的，还使劲地晃着一只膀子。

季哥在心里盘算，想在这里彻底待下来，必须有个依靠。他租的小屋，阴暗，潮湿，还时不时受到盘查。诸家虽然不是大树，但足以使他在这个城市留下来，安全地生活。

虽然那个烧饼姑娘很水灵，但他要从实际考虑。于是，他同诸家姑娘成了亲。

自逃出后，他没有一天不想家。在这里他隐姓埋名，说他姓季，街坊邻里都称他季哥。一晃十多年过去了，那点小案子已算不上什么事了。他可以光明正大地回家了，可他手头并不宽裕，修鞋只能顾住衣食，并不能发财。再加上有了这个媳妇—为了使家人放心，他写信说他在这里成了家，娶的还是个城市女人，但他显然不愿意把这样的媳妇带回家，让人们知道自己娶的是这么个城市女人。

他想等两个孩子大点带着孩子回趟家。孩子终于大了，他带着他们回到了家乡。门前那棵老榆树，还是那么郁郁葱葱，他抱都抱不过来了。他小时候常爬上去掏鸟蛋，采榆钱……父母见孙子都这么大了，很高兴，可见不着儿媳终归是个遗憾。母亲一个劲地说，下次回来一定把媳妇带上。不知为什么，他隐瞒了自己在南方只是个鞋匠。有人见他花钱不是那么阔绰，怀疑他说娶了个城市女人是吹牛。有好事者总是设法向他的孩子探问他们的母亲。还有个邻居向他借钱，他拿不出那么多，邻居怀疑他是不肯借。故乡的亲切和温暖被猜疑稀释了。他当时就决定，以后不再回来了。

其实，他依然是那么想家。多少回在梦里，他又踏上故乡的土地。那窄窄长长的村路，那长满野草的田埂，大雨中的蟾蜍，晚风中的蜻蜓……

弟弟准备把家里的老宅子拆了，到别处建房，打电话问他有什么意见。他问，那棵老榆树刨吗？ 弟弟说，刨。他说你给我寄一截榆树段过来。弟弟不明白他要榆树段干什么，反正是给他寄来了。

季哥买来锯子、斧头、凿子等，用这个树段，做了一把椅子。尽管有点粗糙，季哥很满意。椅子很小，椅背刚刚顶到腰部。从此，他回家就往这个椅子上一坐，喝茶，抽烟。

这把小椅子，是他亲近故乡的唯一方式。坐在椅子上，他听到了故乡的风雨雷电，看到了故乡的星月流云。各种情感在心里交结、纠缠。季哥有时想，故乡真是一把柔软的刀子，时时在准备刺你的心脏，使你流泪、流血。

不管岁月如何更替，季哥永远坐在巷口那株老椿树下，腿上放着块脏兮兮的围裙，低着头，补着一双双破鞋子。有时闲点，有时忙点，但大体上没有天翻地覆的变化。过去，穿皮鞋的人少，现在穿皮鞋的人多了，他的生意也没见怎么好。

有时做活累了，他直起身，站在老椿树下，向家乡的方向眺望着，眼里有说不尽的苍凉。

季哥老了，身体状况一天不如一天了，有一天终于倒下了。儿女根据他的遗愿，用那把小椅子给他做了骨灰盒。

一把椅子，又变成了个木盒子，这就是季哥的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