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篇记者写的记实文章，讲的东南亚地区电诈参与人员的片断，值得了解。
想到十一年前，2015 年，我也接到过电诈电话，那时候还没有反诈宣传，缺乏防范意识，在电话中被骗了个把小时，还好后面我识别到了是骗子，没有损失。
当时我也挺好奇，也非常气愤，非常想知道骗子是什么样的人，真想站到他们面前，扇他们巴掌。这篇文章讲的就是这些骗子本人，看完后对这个群体的画像更加了解了，同时，也并没有像以前那样，对被骗去做电诈的人充满同情，因为，他们或许是主动参与的。
以下是全文。
一
午后闷热，金边市中心一处街道上几乎没有行人，两边的排屋虚掩着门。这种联排房屋是柬埔寨人传统的住宅形式，面窄而幽深，通常有三四层高，一楼作为商铺。
推开一扇浅绿色的铁门，屋内并不比外面凉快多少。进门处是一个放摩托车和杂物的空间，往前走，视线顿时暗了下来，房间进深数米，挑高很高，眼睛甚至要适应一会儿，等白炽的马路从眼球上消失。厅里摆着几张黑色的皮沙发，上面横七竖八坐满了年轻人。他们穿着背心短裤，露出手臂上凌乱的刺青。外人的闯入并没有令他们抬起头，他们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在手机上，脚抵在茶几，撑住佝偻着的腰。只有媛媛姐站起来，一身白色的裙装，妆容精致，像从暗处浮起来的萍。她是这家旅馆兼旅行社的主人，墙面上写着她的名字和业务范围：办回国证明！签证！补办护照！驾驶证！营业执照！结婚证！劳工证！旅行证（加急）！！！
“来了”，媛媛姐招呼我。她刚刚四十岁，四川人，说话温婉，没有墙面上那些感叹号的声量。她给我在沙发上腾出一个位置，让我坐在这群年轻人中间。准确地说，是年轻的男人。有几个人一根接着一根地抽烟，见到我，抬手让一根。我摆摆手拒绝。他们是这家店两重业务的客人：因为没有护照或签证无法回国，来找媛媛办理证件；在等待证件的日子里，他们住在这家每天 10 美金的旅馆里。
至于为什么没有护照、签证，在这里几乎是无须讨论的问题。他们是从柬埔寨各个园区里逃出来的人，要么护照被公司扣留，要么因偷渡本身就没有护照。园区代指 “网投园区”，是这里的一个高频词汇，虽然它听上去像高新技术开发区，实际上是入驻诈骗公司的封闭写字楼群落。
跟在新闻中日进斗金的诈骗分子不同，他们看上去更落魄。通常只身一人出现在旅馆门口，最多拎个塑料袋装几件随身物品，来了之后，第一件事是去市场上买换洗的衣服。他们中的小部分人被公司赶了出来，大部分人无法忍受公司的苛刻待遇，费尽心机逃了出来。高速运转的诈骗行业每年吸纳大量新鲜人手，同时将无法适应、没有利用价值或因为个人问题不愿继续的从业者甩了出去，像一场巨大的新陈代谢。这些人就是被代谢掉的从业者。
每天都有人走进这个旅馆，惊恐或者焦虑地询问如何能获得回国的证件。护照丢失的话，需要先到警察局挂失，然后去使馆补办，使馆会将资料传回中国的公安局确认身份，然后他们再去移民局登记；签证逾期需要重新办理并缴纳每天 10 美金的滞纳金。如果是偷渡没有护照，则需要到警察局办理报警单，到大使馆办理回国证明，到移民局交罚款，然后再依据具体情况看是被拘留、遣送，还是办理离境签回国。办证中介是金边华人圈常见的业务。
最近新来的住客是一位从公司四楼跳下来的幸存者，他拄着拐，一步一瘸从旅馆的二楼下来，费劲坐进沙发。媛媛指着他的右小腿，那里有大块的淤青，“他刚来的时候，我帮着换药，里面都是脓”。他看上去非常年轻，果然，才十九岁。在这个客厅里，所有人熟练地抽烟，甩出一个个黑话，一问年龄，基本都是 00 后。
几个月前，阿寒向公司提出要回家。主管将他叫到办公室，拖来两个人，拿电棍电击一个人，又拿有尖刺的棍子敲打另一个人的脑袋，告诉他，这就是不干活的下场。阿寒依然要走，公司要求他赔付 17 万多，按照惯例，赔付费用是偷渡他来柬埔寨费用的三倍。他家里拿不出这笔钱，仓促谋划下，他与在办公室被虐待的两个人决定从四楼宿舍的窗户跳下。
阿寒是第二个跳的。他站在四楼的窗户口，看第一个人跳下去，然后从地面上站起来走了。这给了他信心，他也跳了下去。巨大的疼痛感贯穿了他。右脚外折近 90 度，胫骨穿透肌肉和皮肤，暴露在空气中。他挣扎着想给第三个人发信息，告诉他别跳了。信息还没发出去，只听见砰的一声，人已经落地。那个人腰部受伤，没有能力起身。阿寒疼晕了过去，被路过的保安看到，又送回了公司。
他无法描述当时的恐惧感，暂停了一下。马路上突突车的声音、人的叫喊声填进了我们的暂停之中，补上叙事的断裂，让人误以为生活仍在继续。公司让介绍人送阿寒去医院，给了 12000 美金的医药费。介绍人藏下 4000 美金，被公司发现后，阿寒没能继续留在医院恢复，又被抬了回来，在一处角落躺着，三四天没有吃饭。看不过去的 “同事” 会给他一个馍。主管看他失去价值，指着他骂，“我要把你丢到海里”。他们所在的公司在西哈努克港（简称 “西港”）一个封闭的岛上，将无用之人丢入大海，是盛行的江湖传说。在阿寒的叙述中，他的获救纯属偶然：公司的大老板回来后，得知他的情况，决定放他一条生路，派人将他送到中国大使馆门口。他被放在路边，身无分文，没有任何证件。
近几年中国反诈高压之下，柬埔寨的园区和公司有着微妙的角力。园区需要保持一定的口碑，吸引公司入驻，同时为避免给自己招来方方面面的麻烦，不允许公司对员工有虐待行为。当然，这是明面上的规定，园区的核心诉求是，公司不要惹出事端。人命就是事端，阿寒不能死在园区。
媛媛的丈夫三哥每天早上会去大使馆门口等活儿，接收被园区丢在这里的人。他把阿寒带了回来。
大多数时间，阿寒待在二楼的铁皮床上躺着刷手机。这是他一个月来为数不多的下楼时刻。他的头发已经板结，衣服皱皱巴巴，“如果说我不知道来这里是干什么的，那也不是，但当时介绍人说，我是来给她做司机的，不是诈骗”。他的语调很缓慢。我与媛媛对视了一眼。她曾告诉我，搞诈骗的人最常说的一句谎言是 “我是被骗来的”。我无法判断阿寒是否真的不知情，但他在公司应该过得并不好。他的公司做欧美盘（指主要面向欧美地区的诈骗），为弥合时差，晚上 12 点上班，6 点多吃早餐继续上班，直到中午 12 点下班。他学了两天打字，快的时候一分钟 103 个字，慢的时候 58 个字。公司希望他冒充离异少妇去吸引男人，在网上找到真人照片养号，和人在 Telegram 上通过翻译器聊天。
据他自己的描述，2024 年 3 月 15 日，他来到园区，28 日就因为跳楼去了医院，手术从上午 10 点一直做到了下午 2 点。4 月底，当我在媛媛旅馆的客厅见到他时，他右小腿的骨头已经归位，但仍需要休整至少一年的时间才能正常活动。他打算过几天就通过 “走国门” 的方式回国。
走国门，指的是经由中国边境口岸入境，告诉边境警察自己是中国公民，这对很多人而言是最快速的回国方式。如果重新办理回国证件，除了时间漫长，还有可能面临柬埔寨移民局的监禁处罚，关在条件欠佳的遣返中心，花费不菲，也没人告诉你要等多久。走国门回国的人，除非早已在国内被登记为在逃人员，大多数情况是自陈经历，由边境报告给当地公安机关，接受公安机关的调查和监管。作为中国公民，他们有权利通过这种方式回国，但很多人在国外的行为难以被追踪和溯源，造成了一定的监管难度。
阿寒回国之心热切，他来柬埔寨已经半年了。他告诉我，2024 年农历新年前夕，他决定跟着一位允诺他可以挣钱的熟人大姐偷渡，临行前，他去看了抚养自己长大的爷爷奶奶，买了两条烟、一些水果，还去看了已经出嫁的姐姐。他给姐姐丢下 200 块钱，说自己要出去一段时间。没有人知道他要去哪里。他来到郑州，有人开车接他去南宁，然后走到边境，穿过一个桥洞过河，到达越南。除夕夜，他在蛇头家吃饭，“太清淡了，吃不惯”。经过超过二十次摩托车和汽车的分段接力，阿寒被送到了西港的园区。
现在，他要往回走这条路。我问他是否恨那位带他来的熟人大姐和那个威胁将他丢进大海的主管，他摇摇头，说 “都是我自己作的”。阿寒出生于河南农村，四岁时，父亲因涉黑被判二十年，母亲远走上海做育婴师赚钱，母子几年见一面。十三岁时，阿寒辍学，十八岁刚成年，他因帮助网络信息犯罪活动被判六个月。出狱后，一位熟人大姐找到他，问他是否需要一份高薪的工作。
二
旅馆里养了两只猫和一条狗，都是媛媛收留的流浪动物。它们在人们的小腿之间转来转去，活泼的黑猫偶尔会跳上沙发，穿着短裤的男人怕被抓挠，不断将兴致勃勃的它放回地面。
2023 年底，我跟随一位拍摄纪录片的朋友来到金边。这里有一些专门做救援的人，解救被困于园区中的同胞，朋友对这个题材很感兴趣。我随他见了不少救援队成员，听他们讲述如何跟园区周旋，如何惊心动魄地与时间赛跑，寻找被绑架者的所在地。有一天，我们去了一家留宿中国人的旅馆。我在那里见到了媛媛。在朋友的纪录片中，她不是故事的主角。救援者们的故事显然更刺激，他们深入园区，与诈骗分子谈判放人的筹码，或者帮忙处理死者的身后事宜，将骨灰带回国。在渡生和渡死的过程中，媛媛的旅馆只是个中转站。初见面时，她有些腼腆，一直低着头。我问她如何来金边做生意，她抬起头看着我，一口气讲了几个小时。我惊讶于她汹涌的表达，更惊讶于她的人生经历和旅馆每日的状况，于我而言，她的故事中蕴藏的波澜一点也不逊于救援者们。那次匆匆一面后，我一直想回到这个旅馆。
2024 年，只要有空或者能请到假，我就会来到金边。每次在金边，我下午会去媛媛的旅馆，和遇到的旅客聊天。这里的人们熟练使用俚语和黑话，“走水路” 指偷渡来的，做诈骗的老板是 “盘总”，惯常使用的通信软件 Telegram 俗称 “飞机”，“跑分”“通道” 是洗钱，每个进入园区工作的人都会分到一个代号，比如 “阿寒”。代号也延续到这个客厅里。他们来自天南海北，身上基本都有刺青，但通常没什么具体的含义，是为了 “好玩” 或者 “好看”。我曾见过一个男性的左小臂上刺了一个年轻女性的形象，经提醒他才知道那是一个艺伎。坐在一群浑身刺青的男性之间，看他们吞云吐雾，听他们接二连三地蹦出一个个黑话，我很难不联想起小时候看的武侠小说中对江湖上法外之徒的描述。
但这里多是江湖的险恶，而非浪漫与侠义。有天我发现客厅的茶几上有火烧过的痕迹，三哥告诉我，昨天与我聊过天的一个穿棕色短袖的男人，夜里在大门口与人接头，然后在客厅里吸毒。三哥在客厅的监控里看到了这一切，今天将他赶了出去。住客鱼龙混杂，媛媛和三哥很少问他们具体从哪个园区里跑出来，并且告诫新来的人，不要互相打听。你并不知道与你睡在一间房的舍友究竟是何居心。逃出来的人，如果跟原来的公司还有利益纠纷，会被挂在 “飞机” 群里的 “通缉令” 上重金悬赏，更无法保证人身安全。
拖欠房费是常有的事。有些人身无分文，一天一天地熬。有些人甜言蜜语，拖欠几天甚至几个月房费之后，突然和行李一起消失了。三哥有时会在朋友圈里曝光这些人的照片和身份信息，但这里不是国内，曝光这些除了抒发愤怒之外，无济于事。不过三哥又是个嘴硬心软的人。我常见到有人要求缓几天交，态度好一些，他就同意了，还倒贴钱给人买饭买水。媛媛曾为此和他发生过矛盾，认为他想表现出男子气魄的一面。她对欺骗和谎言更为敏感。搞诈骗的人常说的第二种谎言是 “我再也不来东南亚了”，事实上，有很多逃出来的人回国几个月之后，又会给她发微信，问柬埔寨还有没有 “工作机会”。她处在一种很矛盾的位置，每次看到这类留言，她会告诉对方，如果你抱着挣快钱的想法就不要来这个地方，很容易被骗；但另一方面，这些根本不听劝、执意要来的人，支撑起了她和整个金边的中介生意。媛媛见惯了住客为了利益说软话、狠话，又对自身的欲望缺乏想象，“你越是让他清醒一点，（他就觉得）哎呀，你就挡我发财路吧”，“他们是那种自己也没多大能力，工资比较低，然后又嫌弃工资低，看到这种快钱就禁不起诱惑的人”。她不相信他们。
每天多加 5 美金，可以包两顿饭。厨房飘来浓重的辣椒味道，保姆是本地人，做的却是很地道的川菜。保姆性格活泼，爱买漂亮的衣服、化浓妆，我每次见到她，她穿得都不一样。她三十多岁，离异，有一个孩子放在父母家里，在旅馆负责打扫和做饭，每个月能挣 300 美金。这差不多也是柬埔寨人的正常工资水平。她会说简单的汉语，不管听不听得懂，总是在笑。我以为她天性开朗，很少有烦恼，直到有一天媛媛与三哥的女儿贝蓓告诉我，这里住店的客人也曾欺骗她。一个男人在住店期间追求保姆，与她谈恋爱，贝蓓告诉她，这个男人在中国有老婆小孩。保姆找男人确认，男人坚持不承认，跑到打印店打印了一张单身证明，上面只有 “单身证明” 四个大字。保姆信以为真，还拿自己的钱去贴补男人。男人回国后与她分手，保姆伤心了许多天。
“那个男的还有皮肤病和癫痫。” 贝蓓说。她在金边上学，闲时来店里帮忙，负责给客人拍证件照、录入信息。男的骗女的，也互相骗。有的住客会给别人热情介绍园区的工作机会，说那边工资高，我带你去吧，实际只是将他转手卖出。贝蓓无法理解为何如此拙劣的骗局依然能频频得手，“上次那个人就是这样骗人，他的车费都是我妈妈给垫的，他能挣多少钱？这都有人相信，愿意跟他走，我也是无语”。我看着她，她才十七岁。即便这个客厅里上演的都是电影，我想她还未到观看的年纪。
客厅里展示着浓缩过的人间现实。这里也帮忙代办结婚证，很多中国男人低估了与本地女人领结婚证的难度，他们需要提供国内无犯罪公证书、未婚公证书（离婚证）、劳工证等等，还需要 2500 美金的收入证明。贝蓓小小年纪已经看穿了跨国婚姻背后的某种复杂性：“他们感觉在国内娶一个老婆要那么多彩礼，或者说年纪比较大，长得没那么端正…… 就认为在这里娶老婆（容易），而且大把的人跟你。结果他们已经生了小孩，男方又想把小孩带回国，才想起来必须办结婚证才能回国。到了大使馆一问，结果费用这么高，各种证明一大堆，办下来至少都得大半年。” 贝蓓刚到金边的时候，曾震惊于种种 “人性之恶”，现在是 “见怪不怪”，媛媛和她说过，多看看旅馆中的人和事，擦亮眼睛，不要轻信他人。
奸诈的，愚蠢的，与贪婪的，每日都见到。无奈的，木然的，与可叹的，同样让人难以忽视。一位从园区逃出来的小哥坐在沙发一角，一动不动，连手的姿势都长时间保持静止，问他话，也没有反应。我递给他一些水果，他摇头拒绝。他来这里已经两天了，没有钱付房费。三哥联系到他在国内的家人，家人完全不信任三哥，怀疑他是人贩子，随后拉黑了他。小哥紧紧攥着手里的塑料袋，眼神茫然。他能说出的语言非常有限，只告诉三哥，他的母亲已经再嫁，父亲也不管他。
不知道什么时候，小哥走了。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这里很多人与家庭的关系疏离，当他们逃离园区，终于和家人联系上时，家人只关心他们是否挣到了钱。媛媛给我看过许多她与住客家人的聊天，对方经常以种种说辞不愿提供帮助，“家里实在没钱”“他爸妈都不管，我也管不了”“你好人做到底，再帮帮他”，有时对话以一个红色的感叹号结束，对方删除了她的微信。
排屋一楼没有空调，只有一个落地的电风扇。坐在客厅，能够清楚地听到外面车来车往的声音，电风扇扇出阵阵热浪，烟灰随风落在沙发上、茶几上和地板上。
媛媛突然拎着一团黑色的东西从里屋走了出来。她去上厕所，发现了已经僵硬的黑猫。没人发现它什么时候溜进了厕所，因为什么而死亡，原先在人们小腿之间转悠的、能灵活跳上沙发的四肢，现在直挺挺地垂着。媛媛将它装进一个塑料袋里，放在铁门旁，过了一会儿，三哥出门把黑猫放在路口，等捡垃圾的人捡走。
客厅里短暂热闹了一会儿，又恢复了寂静。仿佛从来没有一只黑猫来过。沙发上的住客经常变动，大家习惯了突然的闯入和消失。
这是媛媛在金边的第六个年头。她有川渝女性的秀气，与混合着烟灰和黑话的客厅显得格格不入。2019 年初，她揣着 800 块人民币落地金边，决定给自己一周时间，看能否在这个陌生的国度找到生计。柬埔寨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大多数国家实施落地签，每天有大量外国人在边境口岸获取入境签，如果想在这里工作，可以很方便地申请到劳工签证。当时的她处在一种生活的困境之中：与丈夫关系恶劣，没有足够的钱养活自己，又不想回到家乡，让家里人看不起自己。她想到了前一年，在金边工作的朋友邀请她来旅游，即将要返程的那天，她的护照被偷走了。她只能多留几天，找了一个中介帮自己申请回国的证件。中介收了她 480 美金，除去到警察局办遗失证明的 70 美金，来回跑腿打车的几十美金，这一单中介能挣约 300 美金。她想，这的确是一门生意。
个人可以在柬埔寨大使馆的网页上找到办理业务的流程，但实际操作中，有的人时间紧急，有的人看不懂流程、不知道如何与当地部门打交道，有的人想要确保万无一失，都需要中介帮忙，这创造了一个新的市场。媛媛在一家简陋的旅馆住下，第二天就到大使馆门口转悠。很快有人靠近她，问她是否需要办证。她谎称自己只有身份证，问对方怎么办。这是她的策略：向有经验的从业者学习流程。前后问了两个中介之后，她了解到目前的市场行情，400 美金。第三天，大使馆门口排队的人中有一个向她走来，问你是办证的吗？她说，是。对方说，我的护照被公司扣住了，我要回国。她说，你要办旅行证。对方问，多少钱。她说，300 美金。
媛媛用在金边挣的第一笔钱请同学吃了饭。第四天，她学着老中介的口吻主动和人搭讪，大哥你办什么证？我可以帮你弄。她又拉了两个客户。生意多少有点眉目了。
中介们很快察觉到了竞争对手的存在。原先询问过她是否要办证的中介说，原来你也是代办的，你为什么低价抢我们的客户？我希望明天不要在这里看见你。媛媛在金边唯一的人脉，却是这个行业中非常关键的角色。她告诉我，在金边移民局做翻译的同学得知她被威胁，专门来到大使馆门前和老中介们说，这是我同学，以后请你们多多关照。老中介们说，不会不会，领导。晚上老中介们请客，说他们携家带口在金边，办证件要跑移民局、警察局，来这边大家都是为了挣钱，那就不要把行情搞乱了。双方达成一致，每单 400 美金。
现在回望，媛媛去金边的 2019 年是中国投资者在柬埔寨的关键年份。在此之前，中国资金和投资者持续涌入柬埔寨，其中包括大量网投公司。以西港为例，2017 年很少见到五层高楼，2019 年在建、未完成的建筑工程就超过 1000 栋。柬埔寨实行瑞尔和美金的双货币体制，这意味着外国投资者在柬埔寨的投资所得可以无条件转移到国外，不存在外汇管制的问题。这是灰产在柬埔寨迅速发展的一个经济基础。在柬埔寨的金边和西港，似乎有两个世界，一个世界里到处是中文标识、中国商铺，大型商场与国内并无二致，同时用美金结算比国内高得多的物价；另一个世界是柬文的世界，5000 瑞尔（约 1.25 美金）可以吃上一餐。两个世界同时存在，却可以互不相通。如果你选择忽视，甚至看不到另一个世界的存在。对于普通的中国商人和打工者来说，在柬埔寨工作意味着挣的是美金，汇率令工作的性价比更高。2019 年 8 月 18 日，柬埔寨政府发布了针对非法网络赌博的禁令，要求网络博彩公司于 2020 年 1 月 1 日前撤离柬埔寨。这就是改变了许多人命运的 “8・18” 事件。禁赌令一出，大量的网投公司开始往别处迁移，数十万从业者离开柬埔寨。
2019 年，媛媛的生意刚开始滚动起来。最好的时候，她一天有十三个客户。她同时意识到一个需求，客户在等待证件的时候会问她，哪里有便宜的住处。她找到一个房东，以每间房 11 美金的价格租下十一间客房，然后以每间 20 美金的价格租给有需要的人。如果十一个房间全部住满，那么她付给房东的租金还要更优惠一点。在抵达金边四个月后，准确地说，是三个月零二十九天的时候，媛媛开了第一家自己的旅馆。
在金边打工的第五个月，媛媛换了一家新的旅馆经营，这次有二十六个房间。她把自己赚的钱投到旅馆上，从国内买了床、空调等设备，雇了四个小工帮忙，信心满满地开始了自己的事业。
那个时候，她的丈夫三哥还不知道她身在何处。他以为和往常一样，那只是一次简单的夫妻争吵，媛媛拉黑了他所有的联系方式。几个月找不到人后，三哥去了媛媛老家，正好遇到她母亲和她打电话。媛媛还是把丈夫从黑名单里放了出来。丈夫打来视频，“我就看他眼泪已经流到这里来了”，媛媛在脸颊上比画了一下，她再次心软了。
三
2024 年 6 月的一天，早上 8 点，我到使馆门口找三哥。他每天来这里等活，看有没有人需要办理证件。街边树荫之下，有一个小小的生意链，一辆三轮车里摆放着两台打印机，一个小贩卖冰镇的水和饮料，两三个与三哥做同样生意的人相隔不远地站着，相熟的突突车司机在等着拉活。三轮车上印着媛媛旅馆的电话，这个稀缺的广告位，每个月花费 100 美金。
三哥感慨，现在的生意不好做。前两年，使馆门口排队的人一圈又一圈，围绕这群人的生意链条更大，街面上还有卖小吃的、卖伞的。他要寻找的潜在客户群体，是想回国但缺少证件、又不愿自己申请的人，和不知道如何申请的人，这样的人，在 “8・18” 政策之后逐渐减少。
我们一上午也没有等来一个顾客。三哥骑着摩托车回家了。他是这个家庭业务中的劳动力，负责接送顾客、递送证件，金边炙热的阳光将他的皮肤烤得黝黑。三哥比媛媛大八岁，他们在制衣厂打工时认识。当时媛媛十七岁，在制衣厂踩电车，三哥是管工人的主管。媛媛进厂第三个月时，有天下了班在超市买东西，三哥过来对她说，答应做我女朋友。她的第一反应是 “不行”，但三哥 “崩” 的一声跪了下去，当时厂门口人来人往，三哥跪在那里扯着她的衣角。媛媛慌了，说你干吗？三哥说，你不答应我就不起来。
三哥有过一段婚姻和两个孩子。媛媛非常犹豫。但之后，“他就来黏着我了”。第二天下班，三哥在厂门口等她，甚至当着所有人的面吻她，并且告诉她，我就让全厂的人都知道，我在追求你。那是她的初吻。三哥每天在她的电车旁边等她下班，踩完车，媛媛剪线头，三哥也帮忙剪。如此半年。他们在一起了。
2000 年前后，三哥在制衣厂每个月能挣一两万块。他如数交给媛媛，媛媛不敢花，把钱都存在银行，“万一有一天闹分手，叫我还钱给他，我拿不出钱来怎么办？” 在制衣厂做了两年半后，媛媛和三哥一起出来做工程，她负责在工地上做饭。工地特别偏，小车开不进，下雨天就像下河一样，出太阳又是漫天灰尘。没有女人愿意来工地上做饭，这差事太辛苦，买菜不方便，凌晨就要开工，平日住在简易房里，周围又都是单身汉。只有包工头的老板娘才做饭。媛媛那时每天做四十多个人的饭，做完饭洗碗，她不想做，总是哭，“我年纪还那么小，二十多岁”。做第一个工程的时候，媛媛怀孕了，二十三岁生下女儿贝蓓。
20 世纪头十几年，三哥的包工头事业和我国快速发展的基建一起起飞。他的足迹遍布各地，尤其在广深一带。他对自己做过的工程如数家珍，比如白云机场空港步行街、神山货运场等等。他赚了很多钱，曾开着宝马与媛媛衣锦还乡。也像一些快速挣到钱的男人一样，他开始花天酒地。
“贝蓓出生之后第二年、第三年的样子，他就开始飘啊。” 媛媛说。她曾花了半年时间考察一个男人是否真心，但 “最终还是失败了”。之前为了维持贤惠、持家、不落人口实的形象，她很少花丈夫的钱，如今看起来 “特别傻”。有一次受到刺激后，她去买了一块七千多的表，“我就以时间为准，时间记录一切”。另一件媛媛无法忍受的事情是三哥开始赌博。积蓄一次次被投到赌桌之上，家庭甚至开始负债。第一套房子输了进去，车子也输了进去。没有足够家用的时候，媛媛坚持一种朴素的自尊：我必须自己养活自己。她开过小卖部，做过微商，开过美容院，大多数生意并不成功。夫妻争吵、短暂分手，她无奈地离家出走过。一种朴素的倔强让她一直没有离开这段婚姻：我要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庭，而且我在这个男人一无所有的时候就和他在一起，现在他好起来了，我不希望别的女人来 “摘桃子”。
媛媛有过一次 “逃离” 他们关系的机会。三哥在工厂向她表白之后，她请了一天的假。她觉得自己没脸继续上班了，要离开这个厂子，去别的厂子看看机会。找了几家之后，她发现其他厂子给的薪水太低，只有一两千，而她在目前的厂子里一个月有三四千。考虑到原生家庭的负债，她决定留下来。
媛媛有着澎湃的表达欲和情感，在她反复强调 “我要自己养活自己”“我后来对那些事都麻木了” 时，我能想象这段婚姻让她承受了太多痛苦，她独自吞咽下去，用强大的自洽将痛苦消化成自我的一部分。尽管事情已经过去很多年，创业也非常艰难，但这些仍然没有磨灭她的感受，说到难过的时候，她落下泪来。在这个客厅里，关于园区的沉浮故事之中，媛媛的眼泪非常独特，它与人想要获得尊重的欲望有关。贝蓓给我看过一张母亲年轻时候的照片，媛媛与朋友去看演唱会，她挥舞着荧光棒，现场的灯光倒映在她的笑容之上。贝蓓将这张照片发在某个短视频平台，吸引了很高的流量。那个时候媛媛三十岁，青春无敌。
2018 年刚过完年，两人又吵架了。媛媛说心情不好，想出去旅游。三哥说，管你去哪里。“我说这话是想让他在乎我，没想到他不在乎”，媛媛想到一个同学在柬埔寨工作，那里还不用签证，就去玩了三天。2018 年也是一个重要的年份。三哥的包工头事业和国内的基建一起缓了下来，一个贵州的工程项目陷入三角债，他没能收回自己的欠款，负债百余万。他与其他包工头一起打了官司，赢了，但一直没能拿到钱。
2019 年媛媛的创业有成功的开头，但到了年底，疫情来了。国界开始封锁，航班熔断，媛媛的母亲又病重，她花了六万块买了一张回国的机票。此后一年，她再也没能回到金边。新装修的旅馆，连带着刚买的床、空调等都给了原先的房东，她损失几十万。直到 2022 年，航班重新开通之后，她才又回来，从头开始经营自己的旅馆生意。但此时，媛媛不再是那个只带 800 块的人了，她有在金边几年的打工经验，熟悉所有的办证业务，新的旅馆顺利开张。只是客源明显减少，办理证件的中介费降到了 200 美金。她需要人手，丈夫在国内无事可做，前来给妻子帮忙。他们的女儿也来到金边上学，一家人在异国他乡团聚。媛媛重新有了以她名字命名的生意。
媛媛给我讲过一段神奇的经历。第一次从金边旅游回来，她在国内找工作，去面试服装店。老板问她，你有什么特长、爱好，会唱歌吗？会跳舞吗？她当时反驳回去，我是来面试卖服装的，跟唱歌跳舞有什么关系吗？对方看着她笑了一下，说你是第一个会这么反驳上司的。她说，你觉得我能做这份工作就把我留下来，不能做就算了。对方说，你留个电话号码，我回头通知你。媛媛拒绝了，说我知道你在为难我，不用了。什么兴趣爱好，我的爱好是赚钱。
后来某次她在深圳转机，端着一桶泡面在吃。一个男人走向她，对她说，这么巧啊。她说，我认识你吗？男人说，你之前来我公司面试过。媛媛一听他的声音，回想起来，就是那个还问我会不会唱歌跳舞的人。她说，老板现在在哪里，做大做强了吗？男人说，我去别的公司了，我对你印象特别深，第一次遇到面试这么拽的。媛媛说，我在金边做旅行社，有机会来国外玩啊。
金边是媛媛证明自己的地方，也是三哥的失意之处。他不再是 “老板”，风吹日晒也接送客人，除了当劳动力，他还承担了很大一部分接洽业务的工作。如果有人想介绍需要办证的顾客，会打三哥的电话。在一个客户几乎全是男性的业务圈层，对这个家庭而言，他看上去是一个更安全的对接人。我揣测，那些住客试图缓交房费的时候，三哥很容易答应，是不是一种 “老板” 心态的残留。只是现在，每一分钱都变得重要。
“说句心里话，以前我真看不上”，三哥说，旅馆和办证这点收入，之前他都不觉得是钱，但现在，“你叫我去扫马路我也愿意”。这里挣的钱能还一部分家里的债务，而且这是一份踏实的钱，他不用像以前那样去 “讨口”，要饭一样地要账。我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看到了三哥官司的判决书。经营一个大型景区的贵州某公司将项目承包给 A，A 又将建设工程分包给三哥等人，但贵州某公司最终没有支付 A 的工程款，因此 A 也没有给三哥钱。法院判决，被告贵州某公司向原告支付工程款 80 万元，并以 80 万元为基数，从 2019 年 1 月 29 日起按年利率 4.75% 支付资金占用利息至该款付清之日止。与此同时，判决文书网上还能查到这家公司卷入了至少十几起类似的官司。至今，债主们还在等待最终的回款。
生活不再高歌猛进，人也会重新审视过去的生活。“我年轻的时候犯了很多错误，赌钱啊，去外面啊，人太幼稚了，” 三哥对我说，“我那时候不缺钱，钱我真的不缺，到最后也是跟朋友去外面玩啊…… 所以说有一段不好的回忆。”“如果是以我现在这样（的想法），有以前的（生活），我绝对会把握住，因为年轻的时候把不住。” 三哥十六岁离开四川老家，去福建做工程，接着有几年在东莞的制衣厂工作过，又继续当包工头。命运的确难以捉摸，三十年过去，他每日骑着摩托穿梭在金边的大街小巷。
媛媛出生在四川泸州一个山村里，每天上学来回要两个半小时。十四岁的时候，她读到初二，父亲欠了债，希望她辍学，“他觉得你一个女孩子读那么多书干吗，以后你要嫁人的”。媛媛离开了学校。表姐在外打工，有次回家问她愿不愿意也出来。她想为家庭还债，也想自食其力，欣然接受了表姐的建议。她带了两身衣服，借了一个二十八岁同村人的身份证，担心吃不惯外面的食物，还煎了两罐辣椒，走了六个小时到表姐家。休息了一会儿，又走了六个小时到县城坐大巴。那是大年十四，早上下了蒙蒙雨，路上滑得很，她一身全是泥巴。但她心里满是对未来的向往，“我终于要出去打工，我要去赚钱了”。她只想快点走。坐上大巴车，她揣好妈妈给她的钱，这是妈妈借了三家才借来的 400 块钱。车子一路向东，带她到了遍地是工厂的东莞。
有次离开金边的前一天晚上，我和媛媛坐一辆突突车，在城区转悠。她像打开了话匣子，从小时候的事情开始说起，讲到她关系复杂的家族、她的工作、她的感情和婚姻。我惊讶于她清晰的记忆，多年前的细节、感受都历历在目，东南亚空气闷热，我们身上起了密密的汗。她再一次回到十四岁的冬天，在下过雨的山里徒步，从县城搭乘大巴车，辗转抵达东莞。那是她第一次走出家乡，冲进外面的世界。
四
每天坐在客厅与住客聊天，对于故事感知的阈值的确会提高。在头几天，每一个人的故事听上去都如此惊心动魄。不用多久，大量的偷渡、逃跑、受伤与欺骗，已经变得同质化，甚至成为一种日常，让人逐渐失去对正常社会的判断。即便在这群 “非正常” 的人中，小白也是很突出的那一个。三哥每次见他都指着他说，这个人脑袋不简单的，在园区里是个管理吧？小白就笑。其他人经常穿背心、耐脏的深色短袖或者光着膀子，他每天穿雪白的短袖，收拾得很利落，大家提到他，就叫 “小白”。小白来到东南亚的最初原因，据他自己说，是为了吃。
“我朋友给我发了个视频过来，问我在干吗。我说最近在老家待着。他说你要不要来我这边玩呀？我说去你那边有啥？他说来这边吃野味啊。什么野味？他就拍了个视频，里面俩熊掌、蛇，我说可以，你在哪里？他说在特区。我说我回来要多少钱？他说大概四五万吧。我说可以，那我就去。”
“他一说特区，你就知道特区是哪个了？一般人会以为是深圳吧？” 我问。“特区” 在此地，专指金三角地区。
小白眯着眼睛，似笑非笑，“我朋友在国外，所以我知道”。他在广东茂名附近上了偷渡船，刚上船，“就被枪抵住了腰”。到金三角后，他被卖到缅甸臭名昭著的 KK 园区。他对在园区的生活有诸多语焉不详之处，自述 “只敲过两天键盘，不想干诈骗，还在一个月内向园区举报了公司四次”。2023 年 11 月，中缅联合执法对缅北电诈集团展开的专项行动取得重大成果，果敢几大头目明国平、明菊兰、明珍珍被缉拿归案，明学昌畏罪自杀身亡。打击行动震慑了缅甸许多园区，小白所在的 KK 园区有几百人从缅甸转移到了柬埔寨。至于如何从园区全身而退，他依然无法给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只说是公司同意的。“（老板）给我三天时间考虑，三天以后他问我怎么样？我说算了，不做了。然后他说可以啊。”
唯一细节丰富的回忆，是关于园区里的野味。厨师收到野味之后，会提前把照片发到 “飞机” 群让大家预订，穿山甲炖眼镜蛇套餐 1288 美金一餐，熊掌 2088 美金一餐。他当着我的面打开厨师的 “飞机” 页面，上面铺陈着野生动物的肢体照片，被砍下的熊掌、蜷缩在一起的穿山甲、装在袋子里的蛇，像一个店铺的主页。至于味道，他又眯起眼睛笑笑，“就那样”。
园区是自成领地的法外之地，一个正常社会应有的道德、伦理和人权都不复存在，又拥有足够多的金钱，人们的欲望不断膨胀和溢出，这甚至不是因为欲望被满足后会带来更进阶的快感，而只是因为人们突然发现可以这么做。口腹之欲是人们在密闭空间内能发泄的不多的欲望之一，园区成为捕猎、走私野生动物产业链上的消费端。一个 “盘总” 经常在朋友圈发他的夜宵，“夜宵穿山甲”“夜宵眼镜王蛇”，配有拍摄动物的视频。另一个视频里，他用手去拨穿山甲，蜷缩成一个圆圈的穿山甲微微张开了几片鳞片，又轻轻合上。他配文，“盘它”。这位 “盘总” 曾给我发过一份菜单，上面写着 “特推各种野味”：
各种蛇类（活杀）
老虎肉（预定）虎牙
熊肉（预定）虎鞭
熊掌（预定）虎骨
野鸡（活）小老虎（活）
穿山甲（活）猴子（活）
老鹰（活）竹鼠（活）
我问 “盘总” 这些野味的味道如何，他显然更谨慎一些，说 “我没吃过，我看朋友吃的”。
小白来到媛媛的旅馆时，显得格外 “健康”，他身上没有体罚的伤痕，精神上似乎也没什么创伤后应激障碍。他不缺钱，按时付房费，每天都点好吃的外卖。尽管对园区的生活语焉不详，但他话语间对园区的运转机制十分了解，比如工作的分类，“后勤基本上就是搬电脑，然后停水停电这些”“督查是到一个时间点，去办公室里面检查，比如说看谁在上班时间摸鱼，或者说手机有一些违规操作”，每个公司有不同的代理线，“比如我开了一条线，我就是总代，你发现你打不了业绩，要叫人过来，打开了新的人就是二代”。这里最便捷的赚钱渠道是从国内带人或者骗人到公司，这样就能拿到一笔数额不小的佣金，但小白说，他从来不做这件事，因为 “带人过来就属于组织他人偷渡或者是贩卖人口”。说到高兴的时候，他会提到，自己偷过公司的钱。电诈公司使用通用虚拟货币泰达币（USDT），他偶尔在公司的采购物品清单上添加上自己的钱包地址，每次赚个几百美金，无人察觉。
“从公司骗钱没有任何负担，谁都知道公司的钱是从哪里来的，难道还是真卖东西给顾客吗？” 小白说。
USDT 是 Tether 公司 2014 年推出的基于稳定价值货币美元的虚拟加密货币，目标是 1∶1 锚定美元，即理论上维持每一个 USDT 等于 1 美元的兑换关系（但在实际交易中会浮动）。它和类似虚拟货币的出现，阴差阳错为电诈公司提供了几乎完美的金融方案。USDT 地址是一串由字母和数字组成的字符串，相当于银行卡卡号，每个地址都是独一无二的，同时无法被溯源和定位。有了 USDT 地址，就可以在交易平台进行充币、转币和提币。本地第三方支付平台提供 USDT 和美元的兑换担保，电诈公司的日常收入、支出和金融活动，能通过这个渠道洗得干干净净。尽管许多国家和地区禁止虚拟货币在本地流通使用，但 USDT 目前的发行量已经超过了数千亿美元，这是一个巨大的供需市场。
聊得意犹未尽，小白感慨了一句，“还是在法治社会好，这我认为是真的”。
我不在金边的时候，小白是唯一主动和我保持联系的住店客人。他继续分享在金边的生活状况，拍客厅里猫和狗的照片，说它们都长大了。当我获得一些信息，需要交叉验证的时候，他会积极帮忙，比如告诉我公司内部如何对代理线进行分成。有一天我问他，能否帮忙采访到园区电诈公司的人。
“这个采访是要有套路的，” 他回复，“你直接去我觉得很难听到真话的。”
“什么套路？”
“最简单的就是，你联系一些公司的人，和他们简单地在‘飞机 ‘ 上聊一下。然后给他们上人，再说去参观一下工作的地方和环境，去的时候带两个人，然后问一下（能否在这工作），说考虑考虑，等两天给答复就可以了。你出来以后不联系就可以了。”“你直接和他说你在这边工作，但是国内的一些朋友想出来闯，然后你想找一些正规的公司，没有打骂这些就可以了。”“找一两个年龄二十岁左右的，带着去看一下，但是要靠谱的，不要乱说话。”
小白表现出一种难以置信的热情，“我的‘飞机 ‘ 号可以给你，你到时候联系一些人方便，等你回国的时候再还给我就可以了”。
我回复，“到时候再说吧”。
一个月后，我再次回到柬埔寨。这次在金边停留的时间不长，去媛媛的旅馆坐了一下午，第二天打算去西港。小白临近晚饭的时候才出现在客厅，他仍然穿着一件洗得干干净净的白色 T 恤。客厅里坐满了人，他这次话不多，大多时间在听我们闲聊，手里一直捧着手机。我问他什么时候回国，他说还在办理手续。
我并没有和他再继续沟通如何去园区 “卧底” 的事。去金边之前，我与一位警察朋友聊起此事，他说这有极大的风险，园区是封闭的王国，无论你是否真的要来考察工作环境，对方都可以随时扣留你，并向你的家人索取金钱。而这已经不是最坏的结果。这次来，媛媛悄悄和我说，有人曾拿着刀上门找小白的麻烦，说他 “卖人”，并让我对小白保持警惕，以防被骗。小白已经在旅馆里住了两个月，所有回国的证件都办好了，如果他真的想回国，可以向移民局申请，或者干脆走国门回去。媛媛给我看了她与小白母亲的聊天记录，他母亲每天在工地上做工，打工的钱给他付房费。小白与母亲的交流，除了要钱之外再无其他。
晚上回到酒店住下时，我收到了小白的信息：“东南亚真的没有好人，很多人说的话你只能信一半的一半的一半。不管是谁。我都不是好人，但是我最起码不会去骗别人。”“很多事情不是别人说了就是真的，你明白吗？”“我也是想帮你采访，不知道为啥想帮你。”“我后天走了，你要是有什么想了解的请尽快。”
我和他说，第二天早上可以一起吃个早餐。我选了一家离酒店不太远的咖啡厅，二楼，我的朋友在一楼等我。他如约而来，没点任何吃的。我问他为什么说不要相信别人，他只是反复说，这里所见到的一切都是生意，大家都是为了赚钱，“你所见到的所有人，表面上可能说的是一套，但其实都是为了赚钱，他们有其他赚钱的渠道”。小白拿出手机，登录了一个微信小号，给一个我们共同认识的朋友发微信，问对方能否提供偷渡到老挝的服务。“800 美金。” 对方回复。“市价没有那么高。” 小白对我说。我问他是否还有别的事实，他只是重复，让我 “不要相信任何人”，但在这一点上，他急于让我相信他。我们沉默了一会儿。
“我要走了，接我的车马上就到了。” 他说。
“你不是明天走吗？”
“改主意了。”
“你去哪里？”
“离开金边。”
小白起身离开。我也和朋友启程去西港。两个小时后，他发来信息：“我去园区了，有事告诉我。任何园区都能给你接出来。别被骗了。”
“去‘特区 ‘ 了？” 我问。
“Yes。” 他答。
随后几天，小白和我更新着行程。他先是坐车到老挝，然后坐上一条有马达的木船过河，在他传来的视频中，河水昏黄浑浊，两岸是绿色的山。“去特区赚点钱回去了，” 他说，“大概下个星期回国。” 金三角是老挝、缅甸、泰国的交界处，湄公河蜿蜒而过，无数支流穿梭于崇山峻岭之间，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和地缘政治，政府难以在此进行有效的控制。这里曾长期盛产罂粟等毒品，缅甸民族地方武装盘根错节。小白要去的 “特区” 是位于老挝境内的 “金三角经济特区”。
7 月 2 日，小白到达 “特区”，拍摄了一段 “特区” 里的视频，高楼林立，车水马龙。7 月 5 日，他说，“被人骗了”“搞得我现在不好走”。在破碎的语句中，我大概了解到，他介绍了两个湖南人来 “特区” 的公司，打算拿一笔佣金，按照惯例，他付了两个人偷渡来的费用，但这两个人没有来。
我意识到，他在做的事情，就是他之前声称自己从来不做的事 —— 组织他人偷渡和人口贩卖。
“那你怎么办？” 我问。
“等会儿就跑路了呗，简单得很。”
“也能回国了？”
“能啊，想回去随时都行。”
“走国门吗？”
“嗯。”
7 月 9 日，我问他怎样了。“飞机” 显示他始终没有读这条信息。我与小白失去了联系。
五
2020 年 8 月的一天，我接到一个自称是天猫客服的电话。对方问我是否于某月某日在一个商铺里下过单，并准确报出了我的家庭地址，我说是。他说，很抱歉，今天录入数据，我们一个实习生把你列入代理商名单了，每个月的今天，你的银行卡将被扣除 800 块钱，持续十二个月。如果你继续这项权益，在店里可以以六到七折买东西，不继续的话，需要联系银行取消。
相信看到这段话的人，包括当时放下这通电话的我，都意识到这是一个典型的诈骗电话。但回到接电话的时刻，我并没有立刻挂掉，而是在发泄了怒火之后，鬼使神差地让对方继续说了下去。最终，对方让我转账。在公安局，我和接待我的警察复盘了这起诈骗的种种可疑之处，包括客服电话直接转到银行、使用虚拟网址等等。恢复的理性带来的是巨大的耻感，我很难对自己解释，为什么会坐在这里，在巨大的反诈标语下，迎接警察质询的目光。
我曾多次回想起那个电话，当听到无故被开通什么权益、要付出金钱的代价时，我感到非常愤怒。这让我想起当时生活和工作中正在经历的许多事情，我一直在为别人的错误买单。我在生活和工作中无法宣泄情绪，却可以冲着客服说，“我要维权！” 对方立刻和我共情，“我会把通话录音发你，可以作为维权的证据”。他继续说，“只要你按照我说的做，就能解决这个问题”。
“就能解决这个问题。” 我想是这样的情绪击中了当时的我。
警察指着桌子上一个有二维码的塑料板，“全民反诈 App”，让我下载。损失不大不小。我问他，钱还能要回来吗？警察说，时间不好说。我换了一个问法，你曾经要回来过吗？警察说，自打我来这个所里，还没有。可能是出于安慰，警察又加了一句，我来所里半年。
2023 年 12 月，我第一次来到媛媛的旅馆，每天坐在一群曾经的诈骗犯之间，听他们讨论骗术。我见过这个产业链上不同工种的人。那个从园区四楼跳下的小哥，曾经做过快递单，即快递公司的主管将印有买家手机号和地址的快递单批量卖给电诈公司，这是早年间泄露用户隐私的一种方式。现在这些信息都加密了。跑分是常见的入门行业，有人给他们信用卡，让他们在规定时间内快速进行交易，被害人转出去的款项可以在十几分钟之内被分散到若干个账号，基本无法被追回。进入电诈公司后，他们会受到简单的培训，有的骗局简单而长效，比如 “杀猪盘”。他们盗取别人的照片，伪装成美少女、少妇或者高富帅，在各个社交平台寻找潜在的受害者，然后开始高频度地聊天，等关系稳定时机成熟的时候，再引诱对方在自控的平台上进行金融交易。这些又分 “精聊” 和 “快杀”，“精聊” 会花很长时间培养感情，“快杀” 则是充钱就直接拉黑。另一个更简单的骗术是裸聊，如今随着 AI 技术的发展，已经不需要真实的女性与人聊天，诈骗分子用变声器和提前录好的视频与受害人沟通，拿对方的裸照进行勒索。骗术低劣，但受害者甚广。
高级的骗术会长期观察并锚定具体对象，进而有针对性地设套，股票盘、公司盘应有尽有。骗术无孔不入，小红书的引导性账号、招聘网站的假广告，甚至播客和抖音的评论区。他们会在社交网站上筛选有类似观点的人群，针对这样的人群设计骗局。一位诈骗分子告诉我，他曾经发布 “黑客攻击日本排放核污水” 的抖音视频，说他认识无所不能的黑客，吸引对此有所求的人。筛选，是诈骗得以实现的第一层逻辑。无论是感情上需要被抚慰、生理上渴望受到刺激，还是想要发财，或者得到群体性的认同，都有可能成为被诈骗的对象。骗术与反诈，像魔道交锋，在技术与人性的较量之中此消彼长。据《中国日报》，2022 年全年范围内报案的被诈涉案资金超过了 2 万亿人民币。
来自广东的 “躺哥” 是客厅的常客，我几乎每次到旅馆，都会看见他半躺在沙发上，抽烟、玩手机，甚至公放抖音里的反电诈视频。据他说，才进入园区没几天，公司就被警察扫了，自己当时正出门办事，逃过一劫。躺哥很少参与我们的谈话，他的腰能折进沙发上任意一个角落，而不管腰在哪里，他的脚都能搭在茶几上。
“你做的什么盘？” 有天我随口问了一句。
“我就做了几天。” 躺哥说。“没关系，你说。” 我看他并没有拒绝的意思。
躺哥娓娓道来：“你知道，很多被诈骗过的人，都会在网上搜索如何寻找律师。我们做了一个律师的网站，他们进入之后会看到律师的简介，这些律师都说自己能帮人追到钱，他们就在这些律师的引导之下进入‘飞机 ‘ 群。每个群里都有受害者和律师，但只有你一个真正的受害者，其他人都是托。技术人员会套话套出受害者的资产情况。有没有借过钱？有没有贷过款？有房子和车吗？想方设法去摸清楚。然后群里会发来一个链接，说有种黑客技术，其他受害者就是从这个网站拿回钱的，等级越高，拿回的钱越多。其实后台的技术人员在控制比例。如果你不信，就有装作受害者的托说自己拿到钱了，然后把提现的图发在群里，又退群，再拉来其他的托，那人也说自己拿到钱了，再退群。如此几次，很多人会信。”
“你的角色是什么？” 我问。
“（扮演）受害者（的托儿）。我天天在群里说，骗子太坏了”，他哈哈大笑，对于那些被骗进来的真实受害者，要 “骗到他干为止，骗到他醒，他只要醒了就骗不到钱了，到时候再把他踢出去”。
躺哥继续躺着刷短视频。
我曾想象过很多次，当初诈骗我的人究竟是什么样子。现在我坐在他们中间，体会到这个行业真正冷血的一面，诈骗分子面对的是电话号码、聊天群和电子 ID，而不是有血肉和感情的人，骗取钱财如同玩一场网络游戏。他们像操纵着无人机投掷炸弹的人，目标在地图上只是一个个黑点，但这 “目标” 背后，是一个个家庭和人生。虽然我现在看他们，同样不再是一个电子 ID，但我内心深处始终有一道防线，守着沟通的界限。我发现这道防线也存在于许多在柬埔寨做生意的华人之中，无论是做网管的、开医院的、开饭馆的，还是媛媛这样的中介，他们只谈生意，不问来由。灰产所涉及的从业者和资金量都非常庞大，像毛细血管一样深入商业社会的肌理，做生意很难避免与他们接触，但除了生意以外，许多人选择不与他们有更多的来往。
如果将诈骗分子不仅仅看作危险因素，也看作是具体社会情境中的人，至少会帮助理解，为何诈骗行业屡禁不止，从业者源源不断。
网投公司的业务员一般被称为 “狗推”，他们背负着公司的绩效额度，寻找潜在的受骗对象，尽可能榨取对方的钱财。这个侮辱性的称呼也代表着他们的地位 —— 处在整个诈骗产业链的底端。我在媛媛旅馆的客厅见到的人，基本都是 “狗推”。他们大部分来自国内的小城镇或者农村，没有完成义务教育，或者很早离开家乡去打零工，或者未成年就开始参与一些违法犯罪活动。原生家庭无法为他们提供经济上或者认知上的支持，留守儿童比比皆是。他们与原生家庭的关系大多也淡漠，家里人希望他们在国外赚钱，他们则不断找家里人拿钱支付在国外的开销，最终，双方彻底失去信任。失意者、边缘人群在任何一个社会都存在，但如果有一个地方，能够提供一种环境，在这里可以轻易赚到一般人很难赚到的钱，做到法治社会很难做到的事，甚至体验超乎寻常的刺激；要来到这里，只需要一本护照和一张机票，如果胆子再大一点，连这些也不需要；哪怕不是失意者，只是贪欲旺盛的人，这种地方都是巨大的诱惑和召唤。
媛媛的社交网站上经常收到网友留言，希望来 “找工作”。即便她告诉他们，并非所有人在电诈公司都能够日进斗金，大多数人会失去基本的人身自由，经历严酷的体罚和剥削，赚的钱大部分要交给公司，依然抵挡不住 “掘金者” 的热情。而无论是否能够赚到钱，有些人一旦适应了这里的环境，就很难离开。换个公司就能挣到钱的执念，比国内更能 “为所欲为” 的体验，像赌瘾一样缠住他们，让他们始终在东南亚的各个角落里游荡。
我很少在媛媛的旅馆里见到女孩，小贺是仅有的几个之一。一天傍晚，我和媛媛、三哥一家正准备去吃饭，一辆车停在门口，一个黄头发的女孩从车上下来，闯进客厅。她拎着一个装着简单行李的袋子，满眼惊恐。司机说自己从西港接了这一单客人，现在要返程，等着要车费。女孩坐在沙发上，没有回应，只是紧紧攥着手里的袋子。我们围着她，试图安抚她，让她平静下来。贝蓓告诉她，现在她安全了，可以先住下来，如果需要办证件，这里也能办，几百美金就可以 —— 一听到钱，女孩噌地站了起来，飞快跑出了旅馆，拉开车门就要上车，对司机喊，“带我回西港！”
我们也冲了出去，告诉她我们不是坏人，女孩试图躲着我们，一直后退。旅馆门口乱作一团，路人诧异而警惕地看着我们，仿佛这是一个人口绑架的现场。三哥给熟悉的警察打电话，证明给她看。或许是警察的到来让她有了安全感，她最终给司机结了费用，自己留了下来。
为让女孩进一步宽心，我们带她一起吃晚饭。女孩一直闷头吃鱼，从不主动说起自己的情况，我问她如何去了西港，她说她被骗到了园区。饭桌上，一位朋友见她困窘，给了她 50 美金，她拿到后，头也没抬，继续吃鱼，也没有表示感谢。
第二天，贝蓓给我发微信，说女孩昨晚回旅馆住，偷了保姆 25 美金。他们不能再留她。一位做救助的朋友将她送到了一处免费的庇护所，那里专门收留落难的外国人。一个月后，那天一起吃晚饭的另一位朋友告诉我，小贺半夜 3 点给他发微信，“你有女朋友吗？没有的话，我想和你谈男女朋友，可以吗？我不回国了，我就跟你待在这边，可以吗？” 朋友拒绝了她。后来，我们也失去了她的消息。
我不知道她在西港经历了什么，又为什么不愿意回国，只记得她刚到旅馆时惊恐的眼神和闷头吃鱼的专注。她是湖南衡阳人，姓贺，有一个好听的名字。
每次离开金边前，媛媛和三哥一家都会请我吃饭。有次媛媛说，四川老家的腊肉到了，让我去家里吃。他们显然忙活了一下午，切好腊肉、三文鱼，摆上各种肉丸，还有同样来自四川的笋，电磁炉上的鸡汤锅子开始咕嘟嘟地冒烟。火锅简直是一个乐园，我们都在积极玩耍。每次来到金边，贝蓓都让我给她讲我遇到的故事，听完一个，让再讲一个。她觉得我到处跑，总会有奇遇，那些人和事是她生活之外的经验。她与她的母亲类似，对 “外面的世界” 有巨大的好奇。我搜肠刮肚，添油加醋，希望让她感到，这 “外面的世界” 值得一看。
正吃着，三哥突然接到一个电话，让他去接人。没过多久，他带回来一个非常年轻的男生。男生头发染成了金黄色，但显然有段时间没续染，发根已是黑色，右脸颊有一块黑色的凸起的痣。
“十四岁，才十四岁。” 三哥指着他说。
媛媛给他拿了碗筷，招呼他吃饭。男生拘谨地坐下。他说自己的一个熟人接他从南宁偷渡到越南，然后到西港的园区，公司老板是他认识的人，还认他做了 “小弟”，把他安放到后勤部。他没有被打过，反而做了打手。刚来柬埔寨一周，家里人告诉他奶奶病了，他想回国看看，公司将他送到大使馆门口。
“什么熟人？老板为什么认你做小弟？” 大家七嘴八舌问他。男生回答不上来，或是干脆不愿回答。
“你为什么不上学了？” 我问。
“学校不让我上了。”
“为什么？”
“初一的时候，我处了个对象。学校的一个男生要强迫我对象。我找校外的一些人，把这个男生砍成了轻伤。” 他说。
饭桌上安静了下来。“你对象，被欺负了吗？” 我问。他看着我，点点头。我在他眼睛里看到一种凛冽的痛苦，这种痛苦比他自述的在园区的经历要真实得多。他放下碗筷，没再吃一口。
因为他不满十六周岁，办回国证明需要监护人陪同。三哥给他父亲打视频电话，说需要他来柬埔寨。黄头发男生在一边听着，得知办证明至少需要十几天时间，问三哥，这段时间能不能回园区等着。
三哥立刻紧张起来，告诉他父亲，你儿子有这种想法，最好立刻把他接走，不然他到时候回园区，可别说是我们拐骗过去的。“你为什么要回去？” 我问。“老板对我还可以。” 黄毛男生说。我不停和他讲，在园区你会遭遇什么，越说却越没有底气，我所讲的一些他现在还没有遇到的险境，如何与当下园区老板的庇护、做打手的权力感，去争夺一个十四岁失学少年对未来的想象和期待？他没有回答，也没有反驳，只是沉默。
黄毛男生的父亲找人接走了他。吃完剩下的火锅，我去了机场。金边飞北京有一趟夜晚的直达航班，我每次回国都坐这趟，夜里 12 点左右起飞，早上 6 点多看到北京的朝阳和机场，熟悉的秩序感再次回到了我的生活里。过去某段时间密集接触的人和事，仿佛隔了层雾，只有当我再次返回金边的时候，这层雾才会吹开，证实那些人和事真实地存在着。
六
8 月份的一天，三哥在微信上联系我，说一个边境民警想和我聊聊。我加了民警的微信，对方问我是否认识董 ××，我说认识，这一年来我打算写写柬埔寨的故事，他是我遇到的一位采访对象。他就是小白。民警说，他入境的时候在国门被抓。我问，是犯了什么罪？民警说，他在国内就是在逃人员，现在还涉嫌人口买卖。
董 ××，1999 年出生，安徽人。十几岁的时候，他参与一场群殴，导致对方一个重伤、一个轻伤，他逃到福州过了半年。家里为这件事赔过许多钱。后来小董帮人贷款，做担保人，但借钱的人跑了，家里又再次为他填上窟窿。他左胳膊上有个刺青，是他初恋的名字。他曾打算与这个女孩走入婚姻，后来女孩告诉他，自己已经结婚了。他们分开。小董在国内 “跟过一个大哥”，赚过不少钱，后来 “大哥” 入狱，他断了轻松赚钱的营生。疫情结束后这年，他来到金三角。这是他与我讲述的之前生活的碎片，我仍然很难拼凑出一个完整的人生，但现在，他的人生暂时来到了一个结局。
8 月底，我再次来到金边。一年内频繁来往，对这座城市也熟悉起来。金边祛了酷暑，时不时会下起雨，坐在突突车里的时候，迎面吹来的风像一件温柔的外衣，包裹在我身上。我去常去的米粉店吃了好吃的粉，散步去市中心的中央广场。这里是本地最大的市场，由法国设计师设计，有一个巨大的十字形圆顶，圆顶之下，四条主干道向外辐射，两边是密密麻麻的摊贩。主体建筑四周，还围绕着一圈又一圈的铁皮屋顶，服装、果蔬、电器、小吃等摊位一个接着一个。车厘子一小盒 15 美金，真是不便宜。突然，铁皮屋顶咚咚咚地响起来，继而声音越来越大，密集的鼓点声连成一片，形成雷霆之势。暴雨来了。我几乎听不到任何其他的声音，几步之外的街道，像雨幕之上的默剧，人们慌忙找出雨披，撑出鲜艳的色块。不知道过了多久，雨小了一些，我买了一束新鲜的荷花去媛媛家。荷花上有清新的雨水。
只有三哥在家。一见面，他说起最近生意不好，这个月的营业额是上个月的一半。我虽然不住这里，这一年也注意到金边和西港的人口在减少，许多朋友都感叹生意不复从前，连街上的人都肉眼可见地少了许多。从 2023 年开始，东南亚的反诈政策持续走高。缅北的四大家族被清扫。2024 年 5 月份，缅甸克伦边防军发布一条缅英中三语通知，对所有在克伦邦妙瓦底镇从事 “网络业务” 的外国人下达了驱逐令，要求他们必须在 10 月 31 日之前离开。7 月份，菲律宾总统发表国情咨文演讲时宣布，菲律宾禁止所有离岸博彩业。8 月 20 日，柬埔寨副首相兼内政大臣苏速卡公开表示，上半年柬埔寨因网络诈骗损失超过 4000 万美元，严重影响了社会稳定和安全。这被看作柬埔寨将要继续打击电诈的信号。
对灰产从业者而言，“信心” 非常重要。他们开始逃离大城市，并有向边境城市分散的趋势。柬泰边境的波贝和柬越边境的木牌（柬埔寨柴桢省巴域市，对面的越南城市是木牌，民间经常将巴域市也称为 “木牌”），逐渐成为他们新的聚集地。波贝是柬泰之间的重要枢纽，每年有数以万计的柬籍劳工通过波贝口岸赴泰务工，而木牌临近 1 号国道，距离越南胡志明市仅 70 公里。我在柬埔寨认识的朋友中，有不少人嗅到了机会，开始将生意转移到这两个城市，其中包括一位 “盘总”，他说自己以后都在波贝了，“西港太乱了”。
人员流动对媛媛和三哥的生意影响很大。两个边境城市离金边都很远，人们不会千里迢迢来办证件。而且在边境，偷渡是更容易的事情。现在一些园区放人的时候，会发放护照，从业者也不需要再通过中介补办。我在旅馆的客厅坐了一下午，只见过两个住客出门买水，他们匆匆上楼，沙发上只有我一个人。如果生意持续这样，三哥说，他明年可能就要离开柬埔寨了。一个朋友邀请他去俄罗斯合作做生意，国内的工程项目还没有完成，他都在考虑。
贝蓓在旁边轻轻叹了口气。她从小跟着做工程的父母到处跑，上过十几所学校，从一个地方辗转到另一个地方。“我女儿什么生活都能适应。” 三哥说。贝蓓没说话。“不是她愿意这样生活，是她没有办法。” 我说。贝蓓点了点头。“她很好，她不乱花钱，自律，什么东西都自己学。” 三哥说。今年下半年，贝蓓要升入高三。不管将来去哪里读大学，她都要继续换地方。“幼儿园三年我就读了五六个，那个时候爸爸做工地，没有那么稳定，工地搬来搬去，做完这个项目就要做那个，妈妈就带着我，我们到处搬家。我们一年要搬好多回家，从小就是这样，我一个人在家里，” 贝蓓说，“我爸妈特别地放心我，从小就是这样子独立长大的，全部都是我一个人在家里，放十块钱给我买早饭吃，要不然就把我送到朋友家里面。”
姐姐，讲个故事吗？她又问我。我能拿出来的故事就那么些，很快发现撑不起十日谈。也许我还没有她去过的地方多。我和她说，你每天见到的，已经是非常精彩的故事，希望将来有一天你把它们写下来。十七岁的少女，并不觉得那些房客有什么稀奇，她有她自己关心的事情。“姐姐，” 她问我，“怎么才能处理好人际关系？”“走到哪里都是泛泛之交”，而且 “小孩子比较幼稚，你跟她玩了，就不准跟另一个人玩，好头疼啊”。她很看重朋友，但不知道怎么和国内的朋友保持互相信任的关系。
我说，我也不知道。这比讲故事可难多了。
如果想象一下十年后的生活，会是怎样？我问贝蓓。她说，一个人更自由地生活，经济上更自由，想去哪里就去哪里。一个人？我问。对，她说，我的人生还没有活够，不想被束缚在一个小的家庭里，或者被一个丈夫、一个孩子捆绑，我看够了各种婚姻和经历，各种人和各种事，并不觉得找一个托付终身的人是我人生该走的路。她希望我在她的故事里加一句从网上看来的诗句，“自古万男靠不住，女子应怀木兰心”。
湄公河从金边穿城而过，它也贯穿了整个东南亚。我记得盛夏的一个傍晚，和媛媛一家吃完饭，在湄公河旁散步。媛媛提议去坐船兜风。我们跳上一艘客船，快速抢占最好的景观位，媛媛买了水果、零食和啤酒。船上旋转着霓虹灯，音乐声震耳，我们要大声说话才能听得到彼此的声音。渐渐地，船驶向河中心，河水墨黑，灯光照不出太远的距离，我们像浮在一座巨大的岛上。河岸边是金边最繁华的商业街，灯火通明，此刻是一条闪光的玉带，那里有异乡的诱惑和美梦。我还记得媛媛讲了很多在四川老家的故事。逆湄公河水流的方向，北上是老挝、缅甸，进入中国就是澜沧江，那离四川就不远了。
此刻我们漂在河上，远离所有的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