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人与做官

——在北京军区空军政治部“整顿检查”大会上的讲话（2000年3月21日）

编者按：于学立，黑龙江省大安人，七十年代入伍。改革开放初期，他成立了龙丰贸易公司，先挂靠在23集团军，后通过朋友认识了刘亚洲，调入北京军区空军，继续经营龙丰公司。于学立利用自己的军官身份和部队掩护公司的名义，大肆行骗，在短短的三年内诈骗地方公司及银行款项高达人民币三千万元，造成了极恶劣的影响。北空军事检察院将于学立逮捕，经过历时一年的审讯、取证，彻底查清了他的犯罪事实。后经解放军法院批准，判处于学立死刑，2000年初执行枪决。北空政治部据此展开“整顿检查”活动，时为政治部主任的刘亚洲在动员大会上做此讲话。

于学立已经伏法了，但他给我们造成的震动并没有结束，尤其是思想上的震动没有结束。这个人是我调来的。我并不认识他，是一个好朋友介绍，说他如何能搞钱，如何会搞生产经营，我就同意把他调进北空了。当时，秘书处长王春波、副处长刘潘之都劝我要慎重，但我没有听他们的。对此，我要负全部责任。我对不起大家，也对不起被于学立欺骗的那些受害人，我甚至也对不起于学立本人。我从来没有把于学立当过朋友，但是后来我内心隐隐地把他看作一个对手。真正我在内心把他作为对手的人不是很多。我一直在寻找对手。军队最大的痛苦就是没有对手。对手不一定是在职务上和你平起平坐的人，而是在精神境界上和你平起平坐的人。在精神领域内，任何人都是平等的。皇帝和乞丐一样平等。将军和士兵一样平等。有个细节不知你们注意到没有，无论何时我出入大门、楼门，只要哨兵敬礼，我必回礼。因为我和他是平等的。不象有些干部，从不向战士回礼。朱苏进讲：摔跤也要摔到一万米高空上。刘晓庆讲，吃屎也要吃屎尖。虽说话粗了一些，但是表明了她有这样一种气势。有的人官职很高，看上去象庞然大物，但是对不起，我不会把你当成对手，因为你不值得当我的对手。相反，职务虽然低但有思想，官位虽低但是有气势，甚至是罪犯，只要有值得我钦佩之处，我就把他当对手。我现在谈谈对于学立的认识：

这个人有两个特点：一、智商高。自古来，无奸不商。无商不奸。中国人爱骗。东北人爱骗。于学立是巨骗。于学立有一张生花的臭嘴，死能说活。该豪爽时，如武松；该流泪时，如刘备；该穷时，如乞丐；该富时，如沈万三。近几年来，东北边贸如火如荼。去俄罗斯比去北京还容易。他先在俄罗斯成立一个公司，找个俄罗斯人当法人，但掌权的实际是于本人，然后，用中国的龙丰公司和这个俄罗斯公司签订合约，购买俄罗斯的化肥和钢材。这个合约当然是假的，自己和自己签嘛。之后用这个假合约进行诈骗。先后诈骗了珠海、山东、广西、福州、天津等地。俟人家打了定金之后，他就说俄罗斯公司毁约了，我们被俄罗斯人骗了，其实是被他骗了。此人这些年来诈骗金钱总额近亿元。拆了东墙补西墙，最后落实到三千万。于学立骗人的能力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完全是空手套白狼，生生就用一张嘴！他的聪明才智如果用到正道上，前途不可限量，但他偏偏用到了歪门邪道上，毁了自己，也害了集体。正因为他智商高，你和他斗智斗勇，非得高过他不可。我们的较量可谓惊心动魄。他智商高到什么程度呢？我给你们举一个例子：前年，于学立与广西梧州外贸公司签定了从俄罗斯购买钢材的合同，于学立要求梧州外贸公司向龙丰公司打入五百万定金。梧州外贸公司老总六十多岁，在商海里扑腾了一辈子，经验丰富。他亲派手下两员得力干将赴哈尔滨考察龙丰公司，反复叮嘱两点：①摸清龙丰公司底细。②不见到银行保单不可打定金。龙丰公司本是个皮包公司，连象样的办公地点也不曾有，但于学立就有这个本事，一夜之间把一切布置停当。梧州外贸的两位同志来到龙丰公司，眼睛豁然一亮：一幢两层小楼，很气派。楼下停着十几辆崭新的汽车，一色的军牌。公司员工有的着军装，有的着便服，出出进进，秩序井然。正逢午饭，员工们象军人一样排队打饭，毫无喧哗。其实这一切都是假的。楼是租来的，车是借来的，员工是临时从大街上招聘的。整个一台大戏。于学立穿着军服，两杠三星（这倒不是假的），气势恢宏地在办公室里接见梧州的人。梧州的人说：“我们老总吩咐，不见到银行保单绝不打钱。”于学立说：“这容易，明天早上八点整，你们到哈尔滨建设银行行长办公室去。这个行长是我的朋友。我已同他说好，由他亲自把保单交给你们。”次日早八点，这二人准时来到建设银行，到了行长办公室门口。行长办公室的门是开着的，里面没人，桌上放着一杯刚泡的茶。他们就在门口等。这时候，走廊里走过来一个人，说：“你们俩是于总介绍来的吧？是来找行长办事的吧？我就是行长。但是这件事在这里谈不方便，咱们到马路对面那个小饭馆去谈。”就把这两个人带过去，坐定，把保单掏出来，说：“你们不就是要这个保单吗？我已经开好了。你们拿走吧！”这种情况怎容你怀疑。岂知这仍是一个大胆的骗局。于学立并不认识这个建设银行的行长，但他掌握了银行的规律：八点钟上班，行长通常是八点十分到。刚上班职工会把行长办公室的门打开，泡上茶。这短短几分钟是个空白。一切都要在这几分钟内完成，还不能有半点意外。真是胆大如斗，心细如发。此时出现的行长当然是假的，保单也是假的。一场与银行完全不搭界的戏，于学立就敢搬到银行去演。梧州外贸二人兴奋地向老总汇报，老总便把定金支票汇过来。当这两个人拿着支票送给于学立的时候，于学立随意看了一下便扔在桌上，说：“我不要，你拿走，你考虑好了啊！现在跟我要做这个生意的人很多，不是你们一家。”二人拼命把支票往于学立手上塞，说：“哎呀于总，你一定要接受。”于说：“我可不是非要跟你做这个生意的啊！”三退三让有点像三让徐州那样，最后他“勉强”把支票收下了。结果，这两个人回到梧州把保单存入银行时，才发现保单是假的。马上返回到哈尔滨建设银行，行长是有，但根本不是他们见的那个人。至此，这个六十多岁的外贸老总才知道他遇到了什么样的对手。他跳楼自杀了。他跳楼前最后一句话是：“好个于学立，我算是服了你了。”他知道，根据前面发生的这些事，他想讨回这笔钱是完全不可能的。他承担不了这个责任。这些年被于学立欺骗的人不胜枚举，下场俱很悲惨。有的人死了、自杀了，有的人在要债中被汽车撞残废了，有的人离婚了，有的人被开除党藉，有的被开除公职，人不人鬼不鬼啊！检察院副检察长宋勇去珠海取证的时候，见到一个粮食局长，他被于学立骗了五百万，党籍被开除了，东躲西藏，有家不能归。他对我们办案人员讲：“我现在是一分钱没有，不要说买飞机票，连火车票都买不起。但是，如果你们判于学立死刑的话，我要饭也要到北京去。我要亲眼看看于学立的下场。”于学立经商也好，诈骗也好，从来不做帐，我们专案组给他做的帐是几年的帐，摞起来有好几个人高。办案人员跟他对帐，他全凭记忆，对的分毫不差。他的脑子如同电脑一般。和他斗智斗争需要有点激情。去年年底，我下决心彻底解决于学立和龙丰公司的问题。于学立调进北空后，先受辖于秘书处，后受辖于群联处。一是我们疏于管教，二是此人出手大方，腐蚀拉拢了一些意志薄弱者。这种情况持续了几年，债务如雪球。恶名如鸿雁。债主堵门前，诽谤起后院。两年前，我就发狠心割此毒瘤。有人劝我：“要一致对外。”还有人则扬言：“于学立是刘主任调来的，他敢动手？”还说：“龙丰的钱，小头流到群联处，大头有人拿走了。”当影射我无疑。我冷眼观蟹，不动。具体管辖于学立的一个干部狂得更无边。有人对他说：“哈尔滨再闹下去，恐要出事。”那人登时一梗脖子：“怕什么？邓小平说：天塌下来有高个儿顶着。”于学立将我身边人买通。我一举一动，都有人密报哈尔滨。我在明，他在暗；彼制人，我制于人；我如龙，他如鼠；我光明磊落，彼阴暗腐烂。我是大旗，他是虎皮，不，猫皮。我曾嗟叹：“孔方兄误人子弟！”我不动如山，动如脱兔。经过周密布置，突然逮捕于学立，向全体人员称：①什么“一致对外”？于诈骗的钱莫非不是共产党的钱？下岗职工万千，揭不开锅，辛辛苦苦凑点钱却被骗走，几家破人亡，何忍于心！我既“为军除害”，更为民除害。②我顶天立地，未取一分外财，才敢投这一剂猛药。

检察院把于学立“两规”，羁押在六飞院。我对六飞院谢桐生（时任六飞院政治部主任——编者注）说：“此人智商极高，你们一定要看紧他。”六飞院派了二十个人看他，住套间，战士在外，于学立在内，上了两道锁。里边窗户是钉死的，但意想不到的事还是发生了。在一个漆黑的雨夜，于学立神不知鬼不觉地逃跑了。发现他逃跑已是第二天清晨了，什么痕迹也没留下。四处堵截，无功而返。他究竟是怎样逃脱的，到现在都没人能讲清楚。里面的窗户完好无损。二十个人也懵懂不知情。这里面大有乾坤！他逃脱之后，我深知要找到他不容易。茫茫中国，找一个人谈何容易！他之所以能逃脱，主要是我们内部有人帮助他。祸起肃墙。我找来于学立在北京一个很要好的朋友，让他传话给于学立：正告于学立，老老实实回来，否则全国通缉。回来，只要乖乖清帐还债，绝不为难他。于学立托人问：“如我自己回来，是不是就不再逮捕我了？”我说：“是。”说此话时，我心是痛苦的。我要当司马懿了。司马懿曾指洛水为誓：曹爽若回城，只取兵权，不取脑袋。曹爽听信，却被夷族。我素鄙视仲达为人，这回却学习他，有损冰石之操。好在宣王是为私，我却为公，自有天壤，心始安。况且于学立乃巨骗，以其人之道治其，一快。尤其听说检察院找到于学立的情妇白雪原，让她作证时，白骄横地说：“于学立诈骗，我知道。他做的对！诈骗共产党的钱有什么错？我若有于的本事，也这样！”我闻此话大怒，也将良心上的不安一扫而光。那人找到于学立，发誓：“主任是君子，言行信，行必果，不用犹疑。”于学立遂回京。我令检察院以迅雷不及掩耳之速将其逮捕。

于学立的第二个特点是：意志坚强。逮捕后，他迭遭痛打，死不开口。对此，我很生气，也感到耻辱。怎么能打人呢？后来改了。检察院将他关进死牢，终日手铐脚镣伺候，仍嘻皮笑脸。曾用车轮战审讯他两天两夜，硬是未露出破绽。审讯人员已疲惫不堪，他却双目炯炯。他讲过这样一个故事，我复述给你们，可以供大家了解他的为人。他上小学时，有一次在操场上出操，突然发现尘土中有一分钱。他想要这一分钱，就走过去用脚把这一分钱踩住。众目睽睽，他不能弯腰去拿，一弯腰别人就看到了，他就用脚踩住这一分钱，在操场上呆了整整一个半小时，一动不动，直到一个人也没有，他才把这个一分钱拿走。这个故事他说给我听时，我受到了一定的震撼，一是他的意志，二是人穷呵。他最后疯狂地诈骗，也是穷怕了。他对钱的那种渴望，甚至超过了对生命的渴望。这一点和我正好相反，我这个人基本上可以说一无所有，但是，我认为我精神上非常富有。有的大款说：我穷得只剩下钱了。套用这句话：我是富的只剩下书了。我只有书。我的办公室和家里到处堆着书。最近我得了一笔稿费三十万，我把这三十万全部捐给了湖北红安县，在天台山建了一座希望小学。明年我还会再得一笔稿费，大约也是这个数，仍准备把它捐出去建希望小学，或者拿去种树。江青说：“权权权，命相连。”于学立的人生宗旨肯定是：“钱钱钱，命相连。”我想说的是：“树树树，命相连。”

在对于学立审讯、定罪、宣判死刑的全部过程中，他一直相当冷静。他比较讲义气，死到临头，也还有点大丈夫气概。这一点让我敬重。不象胡长清、成克杰，一看就像贪官的样子。贪钱不说，还怕死得要命。胡长清说：只要你们不杀我，我在监狱里给国家写字，我写一辈子都可以。胡长清要是到了渣滓洞那还不是叛徒？成克杰要到了白公馆那还不当叛徒？于学立在接到死刑判决书后，讲了三段话。第一，“事到如今，你们起诉我犯下的罪行，我都认了，但是有很多你们还没讲到，因为你们还没有查到。这我就不讲了。让我把它带到坟墓里去吧。”我说：“可以，不讲算了。”第二，他给我们讲了一个故事，1993年的时候，于学立在哈尔滨见到了一个“大师”。那段时间龙丰公司正红火。于学立在哈尔滨是大大的有名。出去警车开道，风光八面。走到哪儿都是于总于总，不绝于耳。出手大方，一掷千金。但那位大师给于相面之后说：“你只能活到四十五岁。”于学立说：“我怎么只能活到四十五岁呀？”于学立讲，当时他似信非信。为什么？他肝不好。他说：“这些年来我之所以流水一样的骗钱和流水一样地花钱，部分是与这个有关的，大师说我活得不长嘛。直到今天我才想起这个预测，今年是2000年，我正好四十五岁。”我说：“不对，你是1956年出生的，今年你只有四十四岁。”于学立说：“是这样的，当年，我为了参军小填了一岁，我实际上是1955年出生的，今年正好是四十五岁。”我说：“既然天意如此，那也就只能这样啦。”第三，因为他诈骗了那么多钱，而这些钱后来不知花到什么地方去了。机关里有与他很好的人，肯定从他那里得到了不少好处。这些人都是蠹虫，我想把他们挖出来。我曾叫检察机关一再追问他：贿赂过机关什么人？他始终不讲。直到最后到判他死刑的时候，我还有点希望，我觉得到了这个时候他恐怕会讲出来的。但他这样回答：“我送钱给机关个别人的情况是有的，不多，也就一万、两万、三万，我讲出来对减轻我的罪行不起任何作用。刘主任你原谅我，我就不出卖朋友了。”

于学立案件已告一段落，但警钟务必长鸣。政治部出了这样的事，作为政治部主任，我难辞其咎。如果当初我不把于学立调来，他能打着这么大的旗号进行诈骗吗？他能到何处都一路绿灯通行无阻吗？我害了他。他害了大家。那么一个高智商、讲义气、有才情的人，却不得不在我们的手中结束他的生命，于心何安！空军法院的同志给我讲：押解于学立赴刑场的时候，于一直很冷静。当刑车在一个铁道口被火车挡住时，于学立要了两颗烟，大口大口地抽，一忽儿就把两颗烟抽尽了。我知道那是他对生命的一种眷恋。我的心很沉重，甚至会永远沉重下去。

这些年来，我始终在思索：怎么做人？怎么做官？一个象于学立这样本质很好的人，为什么会在我们这片土地上变成一个恶魔般的人物？这当是与他本人的生活经历和品德有关，但也和我们的教育有关。是教育出了问题。同志们，育人工作不仅是学校的事，也是我们政治机关的事。换句话说，我们政治机关也是座学校，就象解放军是座大学校一样。我到政治部已经七年时间了，我十分关注干部特别是我们政治部的干部，我是想尽自己最大所能，把我身边的同志都培养成有用之才、可造之才、栋梁之才。我这些年来做的事情，归纳起来就是“三个怎么”，一个是怎么做人，第二个是怎么做事，第三个是怎么做官，如果再加一个的话，就是怎么做文章。有了这四条立身之本，你走到哪儿也没有什么问题。我尽量在我们这个一百多个人的小环境中，把教育人的工作做好。我做到了“两虚两无”，什么是“两虚”？第一，不虚张声势，第二，不虚情假意。“两无”是不无事生非，不无所事事。这是我的心路历程。

在座的同志都是团以上干部，也算是领导者了。今天我们讲的是做人，明天可能讲的就是做官。只要先把人做好，才能把官做好。好人不一定是好官，但好官一定得是好人。若干年后，你们当中可能会有人当更大的领导者，可能会有人掌握更大的权力。谁能肯定你们当中不出大官？谁能肯定你们在党的事业中不占有一席之地？现在的教育，对大家来讲是一种准备，也是储备。最近我写了一篇文章，叫《领导论》，也叫《领袖论》，有一段就是谈领导者公德与私德的问题。公德和私德不是一回事，却又相互关联。公德就是指领导者的政治方向。你往哪里走。你把人民往哪里带。毛泽东领导我们开天僻地。邓小平领导我们改天换地。他们都是伟大的领路人。邓小平说，没有毛主席，我们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我说，没有邓小平，我们可能会摸索着重回黑暗。领导者最重要的就是公德，其次是私德。私德就是个人的道德品质。当前，改革方兴未艾，社会主义法制体制尚不健全，因此对个人的私德要求甚高。美国官员不需要花费太多精力进行自律，为什么？因为有制度：请客超过九美元就算行贿，谁敢？在这方面，东方官员就要辛苦些了。腐败不仅是有权者的专利，甚至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一种生存方式。反腐败比腐败还艰难。哪个官员敢站出来说自己没有腐败过？哪个官员敢理直气壮地反腐败？还有一些人对腐败的痛恨，并非出于道义，而是因为没有机会腐败而心理不平衡。一旦有了机会，照样腐败不误。还有些官员具有双重性，在这个事情上腐败了一下，可能在那个问题上又是反对腐败的。绝对的腐败分子有，绝对的反腐败公子可能没有。注重私德，就是要首先认识到这一点。

（有人递上一张条子）一位同志写给我一张条子，希望我把《领袖论》深入讲讲。正好我谈兴亦浓，就都说了吧。也是为官的道德，大家听听也好。我有几个观点：第一，领导或领袖的产生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领袖、领导者总是从优秀的人中产生，但是领导者往往不一定是最优秀的。最优秀和最有天赋的人，最后往往还成不了领袖。这个意思是说：只要优秀就可以了，不一定非要追求最优秀。马拉松长跑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启示。你看，最后获胜的人往往不是一路领先者。我几次看马拉松赛跑就发现这个情况，一路领先的不一定能得第一，得第一的都是紧跟着一路领先者跑的。毛泽东、邓小平同志在年轻的时候也不一定是处处优于人嘛。毛泽东数学曾得过零分。据说毛泽东在上私塾的时候是二十三名。后来他当了主席，国外的一个研究员感慨地说：前二十二名都到哪里去了？小平同志在法国勤工俭学的时候，也不大认真学习，看足球，吃羊角面包。他七十多岁了，到联合国去开会还托人买这种面包，这个习惯延续了终生。但他在那儿接触了西方，接触了文明。法国改变了邓小平，邓小平改变了中国。古人讲五百年才出一个伟人，这话是错误的。毛主席、小平同志、江总书记都基本上是同时代的，哪有五百年啊？五十年也没有吧。往历史上看也如此，秦汉之际，刘邦、项羽、秦始皇、韩信，这些人哪一个不是伟人？也都是同一个时代的。因此，人才俯拾皆是。每个人都是人才。你们都可能是人才。这就是说，你只要用心，你只要有心，你都可以成为领导者，都可以成才！谈到领导，我不一定非要领导人民啊，我可以领导一种潮流；我可以领导一种技术；我可以领导一种观念；我甚至可以领导一片森林。我很想花钱去种一片树，或领养一片林。第二，领袖和领导都是怪异的。一个有创造力的人往往都是怪异的。这个意思是说不要随波逐流，要有自己的特点，要爱惜和维护自己的特点，千万不要让那种共性的东西把它们全部抹杀掉。领袖人物和领导者往往是怪异的，他不随大溜。从一大堆人中一眼就能把他挑出来。毛主席在一大堆人中一眼就能挑出来，因为高大魁梧；小平同志在那么多人中也一眼就能挑出来，因为短小精悍。毛主席已故去很多年了，但随着时间推移，有些事情才渐渐披露出来。古代就有这种例子，比如陈寿作《三国志》，基本是当代人写当代史，写得当然很好喽，但是它史料不多。后来到了南北朝刘宋的时候，有关三国的史料越来越多。裴松之应运而生，出来为《三国志》作注，“裴注”的字数比《三国志》本书要多好几倍。所以古人讲，读《三国志》一定要读裴松之的注。毛主席也是这个观点。英雄所见略同。毛主席优点无数，但有一个缺点，就是比较喜欢女同志。从井冈山时期开始他就如此，凡是见了有几分姿色的女同志心里就很欢喜啦！毛主席和贺子珍见的第一面，晚上进了大井的屋子就没出来。第二天毛主席从屋子里出来，春风满面地对同志们说：“我们两人已经从革命的同志变成了革命的伴侣了。”文化革命前，毛主席家里来了一个女护士。长得不错，主席对她兴趣盎然。没有两天吧，就动手动脚。这个护士当时就哭着说：“主席啊！我已经有了未婚夫，感情非常好，现在还没有结婚，是因为我们没有房子。再者，我的未婚夫级别太低。”当时结婚是要有级别的。主席很严肃地听完，挥挥手说：“那你走吧！”什么都没做。第二天中办就通知这位女护士回原单位。她刚回到原单位，未婚夫就一脸喜色地来找她，说：“今天咱们是碰上大运了，领导给我分了一套房子。梦寐以求啊！同事们都眼红。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可大家都说是因为你到主席家工作的缘故。”女护士一听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他未婚夫说：“还有呢！今天领导把我的级别也调了，升了一级，我们可以结婚啦！”女护士什么都明白了。后来，汪东兴找女护士谈话，问她还有什么要求，这个女护士眼泪刷的一下流了下来，说：“我只有一个要求，我想见主席一面。”汪东兴微笑着说：“不必了，主席已经料到了。”怪异吧。但是假装怪异是不成的。怪异天成。这件事，我是听专门给毛主席理发的侯师傅说的。侯师傅也给我理过发，已去世多年了。我宁愿相信这是件真事。第三，一个成功的领袖和领导者应该既有高深的理论和谋略，却又能把这种理论用最浅显的语言说出来，让大家接受。像谁？像毛主席、像邓小平，而不能像谁？不能像钱钟书。钱钟书的学问高不高呢？高，钱钟书的学问就是一座高山。你看他的《管锥篇》，就有一个感觉：高山。但是这个高山没有路可以上去。离我们太遥远。钱钟书是大文学家。我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做访问学者时，他去讲课，连美国人都震惊。你提任何一种英文原著，特别是名著，问他上句，他下句都能答得出来。简直是COMPUTER！这我是亲眼所见。我极为吃惊。这个人的脑子太好使了，大学问家。但是他的学问太高深。毛主席和邓小平，还有陈云同志，则不是这样。毛主席是罕见的语言大师。他既是理论的高山，又是语言的高山，任何理论家在他面前都显得苍白。大家都记得，延安文艺座谈会开了那么多天，多少人给那些从外地来的文艺家、文学家做工作，说你们要转变立场啊，你们要把思想观念改变成劳动人民的啊，怎么改造啊，等等。搞了几十天，文件都这么厚，不如毛主席一句话来得有用。毛主席说了句什么说？“把屁股坐过来！”多形象生动啊！毛主席还讲了一句话：我们有一个朱司令，还有一个鲁司令。朱司令指朱德，鲁司令指鲁迅。一句话就为广大文学家指明了方向。中苏交恶的时候，《人民日报》发表“九评”，洋洋洒洒，数万言，不如毛一句“不须放屁”来得铿锵有力。1989年6月21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赵紫阳的问题，陈云同志没有参加，但写了一封信，只有两句话：“第一，赵紫阳同志辜负了党对他的希望；第二，同意党中央对赵紫阳的一切处理。陈云。”多好啊，端的是语言大师的气象。我们现在能做到这样吗？哪个文件不是穿靴带帽、废话连篇。你不是没有现成的榜样，你不学嘛！拿破仑说：“头脑复杂的人，表达问题最简单；头脑简单的人，表达问题最复杂。”列宁对此话的评价是：“符合辨证法。”这种魄力和胆略今天哪有啊？且不说上级发的文件了，我们北空发的文件，一个基层连队一年就接到三百零三份。战士们说比擦屁股纸还多。毛主席对开会的态度多洒脱！一，要么不开会；二，要么你们开不开会我不管；三，要么你开会我不参加。你再看看现在的会。邓小平更是天纵英才。他最朴素，但境界最高尚。他的语言最不华丽，但最深邃。他的理论最简单，但最切合中国实际，最管用。我曾用“一二三四”来概括邓小平理论：一条河（摸着石头过河）；两只猫（不管白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三条鱼（三个有利于）；四只鸡（四项基本原则）。我把这几句话给中央党校一位教授说了，他说：“很生动，但不够严肃。”第四，要耐得孤独，甚至必须孤独。这种品德是领导者必备的。毛主席是孤独的。其他领袖也是孤独的。你要按照自己的目标前进，你不孤独，你不寂寞不行。领袖是孤独的。领袖是寂寞的。毛主席孤独。小平同志孤独。刘少奇对毛主席怎么样？刘少奇对毛主席是忠心耿耿啊！“毛泽东思想”就是刘少奇首先提出来的，而且刘少奇是《毛选》编辑委员会主席。文革中红卫兵批判刘少奇时，说他不学毛泽东著作。刘少奇声色俱厉地讲：你举出毛主席著作哪一篇文章、哪一段，你看我能不能背下来。红卫兵小将真的举了一段，他真的就背出来了。里边任选一段他都能背下来。但毛主席却说：“刘少奇，你有什么了不起，我用一个小指头就能把你打倒。”林彪吹捧毛主席如何如何。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趋前趋后。毛主席说：“林彪这个人，好的很坏。”看，好得都到了坏的地步。这话深刻到极点。“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是把×××和邓小平一块打倒的。粉碎“四人帮”后，直到邓小平主持了中央工作，才为×××平了反。人们都以为，×邓不分家。某次，一个领导人在邓小平面前谈到这个问题，邓小平说：“我和他可不一样！”他们的确大不同。领导者从不扎堆，走自己的路。一个省委书记下去视察，讲到团结的问题，大谈筷子原理，什么一根筷子容易折断，十根筷子捆在一起就不能折断。我颇不以为然。古往今来，有谁看到一捆筷子能办成事的？一捆筷子能夹菜吗？一捆筷子能把饭拨拉开吗？一捆筷子只能当柴火烧掉。第五，一个要成就自己事业的人，一个有心成为领导者的人，必须要有准备。不管将来能不能成功，都要有准备。有了准备，成功的可能性才是百分之一。没有准备，成功的希望是万分之一、千分之一。要有文化上的准备，素质上的准备，心理甚至还有生理上的准备。毛主席绝对是有准备的。看看毛主席年轻的时候写的那些文章、那些诗文，大气磅礴啊！毛主席十几岁写了一首《咏蛙》诗：

独坐池塘如虎踞，
绿荫树下养精神；
春来我不先开口，
哪个虫儿敢做声。

他把自己当做一只雄心勃勃的青蛙。这首诗虽不甚工整，但是那种大气魄，那种准备奋起一跃的心态，展现得淋漓尽致。红军长征到了陕北，毛主席住安塞，在漫天大雪中写的《沁园春》，豪气干云，“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这首诗美中不足就是有帝王之气。但在当时那种艰苦的环境中写出这种诗，精神可嘉，它是在毛泽东最困难的时候，在红军不像样的时候到了陕北，毛主席从窑洞里出来，大雪，一片白，遂诗兴大发，在这种情况下写这首诗，很不错了。乾隆写了五万首诗，没有一首留下来，谁也不知道他写了些什么。毛有这首诗就可以了，准能留下来。再看看毛主席的雄文四卷，那是在毛主席和中国革命蓬勃向上的时候写的，那种一泄千里，冲垮一切的气势，不可阻挡。真是雄文四卷。你越读就越觉得他就是领袖。反过来，到他真正成了领袖之后，他的一些文章反而变得婆婆妈妈的。《五卷》就不能卒读。整个《五卷》就在为自己辩护，一副坍塌的样子。凡是为自己辩护都是没有力量的。说心里话，真理是不需要辩护的。一旦需要辩护就不是真理。我们今天自己为自己辩护，这个好那个好。凡是中国特色的就一定不是中国的。强调安定的时候就一定不安定。人不能自己为自己辩护。有时候，需要证明的真理只是半个真理。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