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百个人的十年》这本书中的一个故事，前半部分讲述科学家投身于原子弹研发，与电影《奥本海默》剧情相似，接着就发生了悲剧的文化大革命，作者口诉的历史让我们了解到，疯狂的革命运动对于一个边远的与世隔绝的科研基地能有多大的影响，做科研的人群多半是比较理性的，但同样也还是对抗不了整个时代的癫狂。
以下是原文。
我有一个要求，请你不要把我的经历当做一个猎奇的故事。我不愿意以我遭受的坎坷、不幸和苦痛，满足人们的好奇心。我渴望人们从中了解中国知识分子心灵深处是怎么回事。因为我的成长和创伤不仅属于我个人，大致也代表我们这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历程。造出原子弹来，并不像有些人想象的那么神秘，不是几个尖端科学家在屋里想出来的。当然，要有科学家们提出理论依据和设计方案，但要把它从无到有、实实在在制造出来，需要许许多多人的献身拼搏，艰苦创业，反复实验，来把它最终实现。这是千千万万知识分子、技术工人、战士，还有组织者们用脑子、用智慧、用手、用汗水、用生命创造出来的。我仅仅是其中的一个，是在基地第一线攻关、搞科研和实验工作的。基地设在大西北，一想到金银滩的大草原，一望无际，那时真是难以描述的荒凉和艰苦啊！
我出身书香门第，中学时代参加了学生运动并加入了地下党，解放后进了大学。大学毕业后就被派到苏联进修 —— 我不谈技术方面的东西，太复杂，你也很难写清楚。只谈命运吧 —— 一九六○年初，组织上对我说，有个极其重要的国防科研任务派你去。这就是搞原子弹。原先我们希望苏联提供这方面的技术，但一九五九年中苏关系出现裂痕，苏联单方面撤回协议，没希望了，就决定自己千。自己干谈何容易，白手起家，又是这么高精尖的东西。任务压给二机部，后来叫核工业部。这任务在当时是绝对机密的，内部代号叫 596，是指一九五九年六月，苏联单方面撤回协议，拒绝提供技术资料的日期。把这个日子作为任务代号，就是激励大家争口气，不依赖任何人，别人造得出来，我们自己也非造出来不可。最初，像我这样不到三十岁年纪的科研人员参加进来，仅仅有几个，都是严格挑选，政治和业务很可靠的。这是组织上的绝对信任，自己当然也有种光荣感了，而光荣感化作一种激情，灼热地填满我年轻的胸膛。
脚踏金银滩，满目荒凉。这里原是老藏民放牦牛的地方，牧草很丰盛，草原上还有野花和鲜美的蘑菇，但除去这些什么都没有了。没有路，没有房子，没有树，只有太阳、月亮、大风、霜雪和酷冷。对了，还有狼。人们像开荒那样，最初都住在帐篷里，天天夜里听风吼狼嚎。海拔三千米，缺氧，走路急了喘不过气，胸膛憋得像灌满沙子；干活儿很容易累，喉咙像塞了塞子。气压低得连馒头都蒸不熟。这里一铁一木，一砖一瓦，以及日用的一切，包括一盒火柴都得从很远处运来，又正赶上 “三年困难时期”，物资缺乏，运输也跟不上。生活绝谈不上半点特殊化，材料、仪器都是缺这少那。多难啊！但我们站在这三千米的高原上，满怀豪情，决心就在这儿把显示中国人志气的 “蘑菇云” 升起来。当时我们最爱说一句话，叫做 “空气动力学”。这是物理学的一个名词，借用过来的意思是把 “气” 作为 “动力”。我们肚子憋了一口气，就是动力。国家强盛就是我们的人生目标，虽然身在茫茫金银滩，两手空空，连一个原子弹零件也没有。反正一来到这里，一辈子就交给它了。当时我们的想法就这么简单！现在年轻人可能会讥笑我们是 “虔诚的一代”、“驯服的一代”，可我们当时活得那么充实！
来到草原，我们马上投入紧张工作，先是做缩小尺寸的爆轰试验，用的是模拟材料，代用品，不是真的材料，看它的原理性怎么样，与指标符不符合，其他动作过程也完全一样，要看它是不是满足设计要求。我领导一个组，都是实验科研人员。每次试验都要花费巨额的钱，测量数据出不来就白实验了，所以工作责任大，价值很高，一点粗心大意也不行，必须全神贯注、全心贯注。我常对大家说，实验用的电缆是我们的生命线，真是把原子弹看得比自己生命还要重。基础工作扎实，任何细节都一丝不苟，这是中国原子弹为什么这么快就试验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
缩小尺寸的模型试验于一九六三年就成功了。一九六四年又重复成功，当年就做全尺寸的爆轰试验，意思是尺寸和正式原子弹一比一，一样大，除了装料不是活性材料，其他都是用原子弹的材料和结构。这次试验关系重大啊，不成功就谈不上下边的核试验，它的成败紧紧抓住整个基地上所有人的心！我们更是紧张，住在基地分厂的工号里做准备，我负责实验测量，一连几天几夜反复检查每台仪器，每个接点，每条缆线，还要做模拟操作，我们叫 “预演”，生怕正式 “开场演出” 时出差错。半点差错就全报废！那几天，我时时都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声。
这次试验效果非常好。试验一完，我就赶紧把记录的相片底片用车送回厂部，马上冲洗出来，接着捏着这底片恨不得一步跨进总指挥部。领导们都在那里等着呢，有总指挥，还有从北京赶来的负责人。当我急匆匆进屋时，满屋领导都一声不响，所有眼睛都盯住我，静极了。我好像也听见了他们的心跳声，举起底片给大家看，并说：“试验成功了！” 大家顿时欢呼、鼓掌、拥抱，然后喝酒，互相祝贺。这是我永记在心的场面呀！总指挥叫我快睡觉去。他知道我们自来到草原，很少睡个好觉。谁知我躺下来反而合不上眼，太激动了，后来不知不觉睡了我一生也忘不了的一个觉。我睡觉从来都有梦，但这个觉竟然没梦，一个 “真空” 的觉，好像整整睡了一个世纪。多少个日日夜夜积下的辛劳，一次成功就一扫而光。
这样，我们就动手搞正式的核试验了。一九六四年七八月最热的天气里，我们带着全套测试仪器到达戈壁滩。无边无涯的戈壁滩上，太阳晒得看不见一滴水，鸟儿也热得飞不起来，贴着地皮昏昏悠悠地打转。可是那里已经造起一座高高的铁塔，这就是第一个核试验塔。我们在铁塔上安装仪器，又在距离铁塔不远的测试工号里装仪器，中间用一根根电缆相连。一旦核爆炸，电缆就断了，塔上的仪器就要全部炸毁，全部最有价值的数据都保留在测试工号的仪器里，万一仪器出故障，核爆炸的重要数据就全丢了，那将是极其重大的损失，天大的责任压在我们肩上。测试工号大半截在地下，又有坚固的水泥墙保护，炸不坏的。可白天里边奇热，夜里冰冷。睡觉？我们只在临时搭起的帐篷里打个盹儿，接着干。那些天，我们真是把 “自己是谁” 都忘了，觉得自己就是仪器，就是原子弹吧！
基地总指挥也来到核试验场。这位总指挥原先是位将军，身材魁梧，他原先对原子技术并不懂，但领导有方，很有大将风度。他参加过西藏解放，人非常好，很体贴大伙儿，刚到金银滩时，他和我们同住在草原上的帐篷里。后来造了房子，但还不够，他就叫我们先搬进去，自己依旧住在帐篷里。他说你们这些人应该住在好地方。和现在很多领导真是两样了。十月十五日，一切安装好，开始撤离。我们撤退到几十公里以外没有辐射的地方，我们的将军是最后一个撤离的。因为还要有专门的人爬到塔上插雷管。雷管是反复检查过的，万一失手就会大祸临头，插好后还要仔细检查。那时已经不能用电，电梯停了，只能爬上去。总指挥和其他几位领导一直在塔下盯着这些最后的程序。我当晚在几十公里外打电话给总指挥，他还在塔下接我电话呢。那时，整个队伍由上到下就是这种素质。
我们等着中央的命令。参试人员聚集在安全地带，朝着铁塔的方向看。看不见塔影，只有空阔的大地和无穷的蓝天，我们把一切希望也都寄托给这无比宁静的天地之间了。
北京的命令下来，点火！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直到零。怎么还不见动？一瞬间，紧张得心蹦上来，卡在喉咙里。失败了？若是一败，说不定就要从头干起。正想着，霎时间，一朵无比巨大的、鲜花一样的大蘑菇云腾空而起。原来我们离得太远，“零时” 的闪光没注意到，但我们终于看到这朵苦苦期待的蘑菇云向蓝天翻涌而起。我们喊呀，叫呀，跳呀，直叫得嗓子哑了。有人忘乎所以，跳得一屁股儿摔在地上，起来再跳。我激动得哭了，直抹泪，那时泪也是甜的…… 这场面你肯定在电影或照片上看见过。第一颗原子弹成功了！我们用自己的双手干出来了！跟着是大庆祝，北京出了号外。如果你在现场，身在其中参加这工作，你也会体会它的来之不易，体味我们当时那种作为中国人强烈的自豪感。自豪不是虚张声势，自豪是自己干出来的。这朵在大西北升起的蘑菇云，是千千万万人赤胆忠心、成年累月、实实在在工作的结果。大家想的都是国家强盛，没人想到赚钱发财，或为了升级、职称、住房，打破了头。我是亲身参加者，我接触到无数无名英雄，无论高技术工人、科研人员、组织者们，还是那些从事找矿、开采、浓缩、提炼、加工、制造的人，都把青春年华贡献给了这事业。还有防化兵们，他们必须在爆炸后冲进现场取回样品，供给我们研究爆炸效果。他们的防护服里装着多少斤汗水呀！这样，到了 “文革” 前，我们基地已经像一座小城镇了。百货公司、电影院、医院、学校、托儿所、银行等应有尽有，事业真是充满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觉得还有许多大事要做。我是在这次核试验之前结婚的，爱人也来到基地，好像没经过什么选择，就把自己的一切、一生，全放在这儿了。
一九六六年突然间 “文革” 一来，就像在我们基地扔下了一颗意外的、人为的、政治的原子弹，全乱了。虽然这年十一月间我还在核试验场进行氢弹的原理试验，取得了成功，转年氢弹又被我们搞出来，可氢弹的基础工作是 “文革” 前搞的。
搞氢弹时，我还是近一百人的研究室的主任，氢弹出来后，我就受冲击了。有人问我搞原子弹试验的地方绝对保密，也搞 “文革” 吗？怎么不搞？当时不是说 “有两个人的地方就有两派，就斗” 吗？斗得一样凶。我们基地上也是两大派，原来的领导靠边站了，新来的人支持一派，打击一派，武斗打得更凶。一九六八年搞清队，什么 “事出有因” 呀、“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 呀、“共产党和国民党斗争的继续” 呀、“清理阶级队伍，一直要抓紧” 呀，有点家庭历史问题的人受罪了，像我这样没问题的也要想法弄出问题来。有人硬给我总结出 “四个第一”，说我的 “四个第一” 是和林彪的 “四个第一” 相对抗。哪个第一针对哪个第一现在也记不准了，好像说我用 “业务第一” 对抗林彪的 “突出政治第一”，我严格抓试验质量是用 “质量第一” 对抗林彪的 “思想政治工作第一”…… 我向来记不住这些话。先是要我低头接受大会批斗，接着就是抄家，翻箱倒柜，受尽了辱骂和训斥。我想冲击这一阵子也就过去了吧。我家庭历史清楚，少年时期就参加地下党，说我是 “当权派”，至多不过是个技术研究室的负责人。不过一时靠边站，少说话或干脆不说话就会过去吧。我辛辛苦苦一心工作，能有我什么事？
没想到事出意外。一九六九年，这里很乱，大部分人闲着没事，写大字报，搞运动。总指挥他们都被揪出来，常挨斗。试验工作没人关心了，我在茫然中等待运动快点告一段落，好继续工作，可愈等愈没完。忽然上边说基地目标太大，不安全，搞内迁，东西全要装箱。这时候厂里很乱，许多人不上班，大概有的工人听说要搬迁，想趁机捞点小东西，弄点小油水，把分厂研究室里的一个书桌撬了，里边有本没用完的工作手册被偷去。一下子，祸从天降，有人向北京报告说基地丢失绝密材料。上边立即派了两个大人物来，一个是当时的公安部副部长，一个是海军的 “首长”，还带来一帮人。这架势真是非同小可。他们一心想搞出个大案，把这里说成是 “小台湾”，好震动全国，掀动大浪，否定过去的一切，来推动全国的 “文革” 运动。这两个人被称作 “中央首长”，拿着尚方宝剑，说这工作手册是特务偷的，盗窃我国核试验机密情报，到处抓人，随便枪毙人，搞得一片恐怖，真吓人呀！逼供信，有人自杀了，这两位 “中央首长” 却把 “自杀” 说成 “他杀”，说杀人的准是特务，再抓杀人的特务，又抓特务后边的特务，抓了许多无辜的人。全体科研人员全给集中起来住，搞互相揭发，乱成一团。这时火车也开不进来了，大草原仿佛回到远古野蛮厮杀的时代。
我们研究室抓出一个人，说他小时候去过香港，还有个亲戚在香港。为什么他从香港回国呢？好，这就抓住了，从香港派来偷窃情报的特务！两位 “中央首长” 带来一大帮人，给他编了一套特务联系办法、暗号，逼他供认，还把他们夫妇分开逼供，逼他们乱咬。他受不住就乱咬了，咬了许多人，也咬了我。好，我就是特务的后台。“中央首长” 亲自在万人大会上点我是 “大鲨鱼”，非要揪出大鲨鱼不行！这样，我就被关起来，恰恰关在过去的实验室里，我自己成了实验品！解放军在门外看守，门上挖个小洞监视我。嘿，我倒像个原子弹，绝密品，严密看管。开始我还想，我从小参加革命，算个 “老革命”，搞过原子弹，总理还接见过我呢。但 “文革” 就是过去的一切都不算，现在说你是什么就是什么。许多开国元勋都成了阶下囚，一个臭知识分子算什么？
后来特务愈抓愈多，实验室里关满了人。白天一人一个很矮的小板凳，坐在上边读语录，不准动。然后就想自己的 “问题”，交代，提审，互相不准说话，夜里直到两点才许睡一小会儿，但不许关灯，怕有人自杀。可我这个人不会瞎编，更不会咬别人，审来审去什么也交代不出来。我不知谁是 “特务”，他们就骂我死硬，等着我的只有 “死路一条”。给我最大刺激的就是没多久一次枪毙人的万人大会了。
这天 “中央首长” 召开万人大会，说要枪毙一批人。记得有一个是医生，是基地的外科大夫，他给一个解放军动手术时做坏了，平时最多算个医疗事故，可当时却是不得了的大事。他出身资产阶级，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这叫做阶级报复呀！有血债，要枪毙。还有个大学生，工资低，这人思想素质差些，发牢骚说怪话，说：“再不给我提工资，我就把雷管炸了。” 被人揭发，这可是货真价实的特务，要搞破坏。虽然只是背地的一句怪话，也不可能去做，但这怪话在当时逼都很难逼出来的，立刻成了罪行最严重的现行反革命，枪毙！
这天会场四周架起机枪，恐怖之极，群众都很紧张，因为说群众中还隐藏不少特务，有许多特嫌分子，谁知谁会被拉出枪毙。我想多半我今天真是 “死路一条” 了。我至今不敢想当时的感觉，也很难清晰描述那感觉，大概由于面临死亡，大脑一片混乱。只听会上一个个宣布罪行，执行枪决，我仿佛只等着他们叫喊我的名字了。那个外科医生，说怪话的大学生，都给拉到万人大会不远的地方当场枪毙了。枪声听得很清楚，没有轮到我…… 枪声过后，他们围起我来，对我说：“听见枪声了吗？” 我说：“听见了。” 他们说：“再不老实，第二天就是你！” 跟着就对我展开一场声势浩大猛烈的批斗。
虽然他们没有枪毙我，但这件事给我很深的创痛。我这人活着，可是我心中很多东西被击碎了。子弹从我的命运旁侧擦过，我不可能不思考我以前从来没有深思过的问题。
此后很长一段时期，这里依然处在大恐怖中，还在抓特务，又抓 “五一六”。有人逃亡，想到北京上告，但周围的草原是没边的，逃到哪里去？他们开车四处追捕，抓回来就要死去活来地打。有一个复员军人被打得忍无可忍，操起铲子拼了，当然拼掉的只是他自己。“特务” 愈抓愈多，我就不那么重点了。新抓的总是一时的重点，总更有搞头。没事时，我就用脑子想想技术问题，这时事业已经一片渺茫，但一有时间，脑子就爱在自己感兴趣的技术里转一转，这也许是知识分子的一种习惯，一种惯性，也许潜意识里我对事业还没有完全死心。此外，我惦记的唯有爱人，她在哪儿，在做什么，我一点也不知道她的情况。我想到她在担心我，那才是难过极了。后来，基地搬家，我被押上一节运煤的货车上，和别的 “特务” 一起被运到山沟里。在那与世隔绝的地方，继续过了一段挨整的日子。
直到林彪事件出来后，糊里糊涂就没事了。我回到北京，家里人都奇怪，怎么这样就回来了？互相望望，恍如隔世。惊讶失措之后，自然有说不完的话。以后北京的一个科研部门调我，我答应了。从此我就和遥远的基地，和那些酸甜苦辣的生活，那些光荣与苦痛的日子全都告别了。别以为我是因为太伤心、太失望才离开那里的。那里给我的，并非太少而是太多。我多么想回到当年为国家轰轰烈烈干一番的岁月里去，但如今那岁月的一切都已过去，它只保留在我的记忆里了。我珍惜，也惋惜它。我只能说 —— 如果世界上还有比原子弹更厉害的东西，那就是 “文化大革命”！
想为国家干点事，大概是每个中国知识分子的愿望，但因干事而遭难，便是中国知识分子都感受到的不幸。可是背着这痛苦，仍然想干事，到底是不是我们的优点呢？现在有人说这是我们的最宝贵之处，也有人说是我们的最可悲之处。哪个说法更对？我把这个问题留给你，你是作家，大概能做出正确的回答。
回想我们基地的那些科研人员，各自走过不同的艰辛历程。当然，有很少数人在运动里专门整人，口号喊得最响亮，当过毛泽东思想标兵，一时飞黄腾达，后来的命运也未必美妙。很多人遭遇比我更惨，有的被逼死或逼疯。有一个科学家，整天被 “支左” 的人围在院子里，逼着他像牲口一样跑，一边跑一边喊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顽抗到底，死路一条”。我呢，在这场大风暴里幸免生还，问心无愧就是了。我没有伤害过任何人，心里平静。过去做过一点好事，对得起祖国和人民，现在仍抱定宗旨，正直为人，扎实做事。尽管 “文革” 中创痛犹在，我能把它妥当埋藏心底。无论国家交给我做什么，我还是要努力做好。只要国家招呼一声。
黄土地的悲哀 —— 它一边遭受践踏，一边依旧赤诚地奉献果实。